文/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马永伟

聊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傅斯年先生的故乡。以1972年阳谷皇姑冢考古发掘为肇端，聊城考古工作者经过50年的艰辛探索和接续奋斗，通过一系列勘探、发掘、研究工作，对聊城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取得了丰硕成果。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发掘获《中国文物报》“1995年度重大考古新发现提名荣誉奖”，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遗址作为一组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东阿大秦村遗址入选“2017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阳谷景阳冈遗址、东阿曹植墓入选“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目前，聊城50年考古成果展正在聊城市考古研究院展出，展出系统地回顾了聊城历年来考古工作实践和成果，探析古城文化内涵，讲述古城与黄河文化、运河文明的互动交融故事。

遗址探源 古墓寻踪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聊城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即开展了全域文物调查，尤其是1988年至1990年的文物补查，在茌平县（现茌平区）、阳谷县、东阿县等地发现了香山、王庄、红堌堆、皇姑冢等众多古文化遗址，其中以距今6000年的香山遗址为最早，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

1972年，阳谷皇姑冢的考古发掘，是聊城历史上最早开展的遗址考古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先后对茌平南陈、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分别以景阳冈、教场铺为中心的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为了解鲁西地区的史前文化形态，探索黄河中下游文明起源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进入新世纪，聊城考古工作者通过多次考古勘探、发掘，发现确认了莘县孟洼遗址、相庄遗址，冠县馆陶故城遗址、萧城遗址，东阿大秦村遗址，东昌府区绳张遗址等规模较大、存续时间较长的古遗址，对其遗存构成、文化内涵也开展了相关研究，把被黄河淤积淹埋的聊城悠久历史及其在古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展现在世人面前，完善了城市发展历史谱系。

位于茌平区振兴街道尚庄村、西关村的尚庄遗址，在1975年、1976年、1994年进行过考古勘探、发掘。尚庄遗址为教场铺龙山城址群之一，最早年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之后延续为龙山文化、商周和汉代。尚庄遗址的发掘，是我省在鲁西、黄河以北地区进行的首次规模较大的科学发掘，龙山文化城的发现是黄河流域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

景阳冈遗址位于阳谷县张秋镇景阳冈村。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吴汝祚发现该处为龙山文化遗址。1979年、1994年、1995年都进行过发掘。景阳冈遗址版筑和堆筑相结合的城垣构筑技术，代表了当时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城内五个台基布局清楚，还在台基上发现了祭祀遗存。景阳冈遗址规模大、规格高，在全国亦属罕见，部分专家认为这里可能是“舜都”。该遗址的发掘，表明在龙山时代已形成“都、邑、聚”的金字塔形三级社会结构，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考古工作者数十年的不懈努力，聊城这片土地上还发现了大批古墓葬，出土了汉绿釉陶楼、汉绿釉陶厨俑、唐三彩武士俑等一大批珍贵文物，系统反映了从春秋至明清鲁西地区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通过这些出土文物，人们可以穿越时空，了解古人的生活场景。

202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我市文物部门对开发区大胡村某住宅小区建设工程用地涉及的12座唐代墓葬进行发掘，出土瓷器、三彩器、墓志铭等近百件，为鲁西地区增添了一批唐代中晚期墓葬资料。出土瓷器器形多样，其中的三彩三足炉等造型精美，出土的212颗珍珠圆润剔透，有景福纪年的墓志为研究唐晚期聊城行政区划提供了依据。另外还清理出唐代及之后黄河等河流多次泛滥形成的淤土堆积，为黄河等河流的河道变迁考证提供了科学依据。

运河遗存 古城变迁

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对大运河聊城段土桥闸、七级码头、河隈张庄明清砖窑遗址等文物遗存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为推动运河申遗、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遗址作为一组被列入“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土桥闸遗址位于东昌府区梁水镇土闸村，始建于明成化七年（1471年），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拓宽闸口。土桥闸遗址由土桥闸、闸东大王庙基址、月河、上游进水闸基、下游减水闸基组成。2010年8月至11月，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全面发掘，此次也是大运河山东段船闸的首次发掘。土桥闸成为大运河上完整发掘的第一座船闸。土桥闸遗址规模较大，设计合理，保存较好，其发现与发掘为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史、大运河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2011年3月，为配合南水北调山东段工程建设，考古人员对七级码头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七级码头遗址由石砌台阶状慢道、顶部平台及台阶下夯土平台组成。七级码头的发掘，为七级镇的名称由来提供了实证。发掘过程中，确定了码头的结构、尺寸、构筑方法，发现了水线和大量反复插拔的木桩痕迹等，同时，让考古界对运河河水与河道的变化状况以及船只停靠岸边的方式有了深入了解。

自春秋时期的聊邑故城开始，由于黄河改道决口漫及聊城故城，聊城先后经历了3次城址变迁，留下了聊古庙、王城、巢陵和孝武渡（今聊城古城）4个城址。为寻找古城变迁的轨迹，考古工作者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

一处地下文物就是一座地下博物馆，是一部无字却最翔实、最直观、最准确的地下文献宝库。在熟悉的探铲、手铲之下，在各色的土样和地层之间，在一件件神秘的出土文物之间，都有考古人青灯黄卷、跋山涉水的故事，有考古人的热情与坚守。2021年9月，市委编办批复同意设立市考古工作队。新组建的市考古工作队先后完成了数个考古勘探项目，聊城新一代考古工作者接力前行，正在谱写聊城考古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