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路子强

《冠县志》《冠县地名志》《冠县文史大观》《冠县乡村记忆》等地方志书的编著者名单中，总能看到他的名字；他撰写的《两河交汇话“永济”》一文，《聊城日报》以四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刊发；《弇山纪事》《元好问在冠县》《冠县地名里的黄河故事》等考证文章更是屡屡以整版形式见诸《聊城晚报》……这位从小学时期就痴迷于“发现”家乡文化，工作后笔耕不辍宣传家乡的文化行者，正是冠县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戴敬仁。近日，本报记者对戴敬仁进行了专访，探寻其五十年来挖掘冠县历史文化背后的故事。

从小种下“发现”家乡的种子

戴敬仁对家乡文化的探索热情，最早萌发于那座被历史遗忘的馆陶旧县城。1955年3月，馆陶县由北馆陶（今属山东冠县）南迁到河北南馆陶，从此北馆陶这座千年古县城沦为普通小镇。戴敬仁的家就在旧县城边缘，距离高大的城墙不足百米。夏天的夜晚，他时常和小伙伴抱着铺盖卷，沿着城池坍塌形成的小道，爬到城墙上乘凉。

这座四四方方的旧县城周长有五六里地，人们习惯称之为“城里”。戴敬仁六岁那年，住在20多里外的姥爷来“城里”赶集，顺道来看望他们。寒暄间，姥爷说了句“很长时间没来馆陶赶集了”。此时，年幼的戴敬仁才意识到，原来大家口中的“城里”，竟然有个正式的名字叫“馆陶”。

馆陶旧县城的“身世之谜”，一直萦绕在戴敬仁心头。小学时他曾多次向见多识广的老师求教，却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答案。在家中问起此事，曾获得省劳模称号、多年任职社队干部的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座城啊，是古代一位皇帝为他的公主修建的。”父亲的这番解释非但没能解开他心中的疑惑，反而为馆陶旧县城蒙上了一层更神秘的面纱。高中时，戴敬仁偶然在同学的《三国演义》中发现了一张标注着“馆陶”的地图，这让他确信家乡确实有一段深厚历史。在语文老师的指点下，他了解到，“馆陶”得名于当地一座叫陶丘的土山。经过不懈搜寻，他终于在一份油印资料上发现了“战国时，赵王在陶丘设馆驿，定名馆陶”的记载，同时还发现馆陶八景之一“驸马古渡”的记述。上大学后，戴敬仁仍锲而不舍地在图书馆、书店寻找相关文献，可惜未有收获。

“你说的《馆陶县志》，我还真见过！”参加工作后，戴敬仁向读过私塾的叔叔请教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文革时期，在咱公社邮电局，这本书被当作‘四旧’，连同其他成箱的旧书，被一把火烧掉了。”叔叔的这番话顿时让戴敬仁心里凉了半截。直至2006年秋，时任冠县文保所主任的郑尊亭告诉他：“你要找的《馆陶县志》，我这里有一套，光绪十九年（1893年）版的。”听闻此言，戴敬仁如获至宝，立即到打印部复印了一套，花了足足半个多月的工资。

研究成果得到全国各地专家认可

有了地方志作为参考，戴敬仁写文章有了依据。

2006年，互联网逐渐兴起。戴敬仁注册了百度空间、博客中国、新浪博客和微博等平台的账号，撰写发布关于家乡历史文化的研究文章，与网友分享心得。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冉子在冠县”“子夏在冠县”“太平军激战冠县”“馆陶公主刘嫖家族”“悠悠卫运河”等内容的系列故事，为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古城池、河流、建筑等梳理出清晰的脉络，这些富有地域特色的故事引起大批读者的浓厚兴趣。2009年，河北馆陶县电视台推出《话说馆陶》栏目，其中不少话题和素材来源于戴敬仁的博客“陶山天下”。后来，戴敬仁受邀参与《冠县志》《冠县地名志》《冠县文史大观》《冠县乡村记忆》等文献的编纂工作，他撰写的不少文章也被收录其中。

通过读书分享，戴敬仁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文友，其中不乏国内知名作家、专家和教授。

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祖籍四川遂宁，但出生在北馆陶，其名中的“陶”即是指馆陶。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月，金榜题名、考中进士的张问陶题诗《咏怀旧游·山东》：“蛾虱生来亦帝臣，陶山长恐是前身。曾游庄岳通齐语，共拟乖崖是鲁人。风景至今犹可念，模糊入梦苦难真。几时重作东平客，马颊河干访旧邻。”诗中流露出对故乡的深切怀念。在其后的官宦生涯中，他凡“遇山东居官者，每称同乡”。四川省蓬溪县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胡传淮，长期从事张问陶文化研究，对张问陶父子这段经历特别关注，因此时常和戴敬仁交流探讨。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隽超也因研究张问陶与戴敬仁结缘，他撰有《张问陶资料汇编》。2019年适逢张问陶逝世205周年，戴敬仁于4月12日在《聊城晚报》发表《张问陶的故乡情缘》一文，引起四川省著名作家、蜀山书院山长庞惊涛的关注，他专门撰写《张问陶家族的山东情缘》一文予以回应，文中幽默地写道：“应该说，张问陶对山东的感情是很深的，他自认生是‘齐人’——今天的‘蜀人’不免会为此吃点飞醋。”

这场因读书学习而起的文化交流，促成了多段文缘。共同的爱好、相近的话题、不同的研究角度，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让戴敬仁收获满满，乐在其中。

读懂家乡这本“地方书”

“要想讲好家乡故事，首先要把家乡这本‘地方书’读透。”戴敬仁说，家乡的每一座城池、每一个村庄、每一条河流都是一部厚重的典籍，如果连这些都弄不明白，讲出来的故事就失去了灵魂。

以曾经的馆陶古城为例，这里曾是四位公主的封邑——西汉两位，东汉和唐朝各有一位。这四位“馆陶公主”，以第一位馆陶公主——汉文帝之女刘嫖最为著名，她既是汉武帝刘彻的姑母，又是其岳母。三国时期魏国的曹霖（魏武帝曹操之孙，魏文帝曹丕第五子）和明代的朱当淴，也曾被封为“馆陶王”。“这座千年古城的故事，足可以讲上三天三夜。”戴敬仁说。

历史上黄河多次流经冠县，冠县的许多河流、村名都与黄河有关。冠县西部的黄河故道，相传就是王莽为预防祖坟被淹，有意令黄河改道而留下的，故而被称作王莽河。宋朝时流经冠县的黄河多次泛滥，故道两旁的木堤村、公（工）曹村、克宁村、水赞村等村名，都记录着古人治水的智慧：木堤村因防汛工程以木修筑堤防而得名，工曹村是为纪念治水组织者工曹而命名，克宁村则寄托了“河水安澜”的美好愿望。“我一个村一个村地进行考察，并结合文献记载撰写了几篇文章，在《聊城晚报》等平台发表。这些成果还引起了黄河管理部门的重视。”戴敬仁说。

冠县西部的卫运河堪称大运河研究的活化石。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开凿的永济渠，唐宋称御河，金元明清四代，通过这条河，源源不断的物资才得以运往北京城。御河南接洛阳北达涿郡，长达近1000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最早的河段。目前，卫运河冠县段6公里的河道仍保留了永济渠最初的流向，成为隋代大运河留下的活态遗产。永济渠见证了聊城的沧桑巨变，然而对永济渠的研究尚属空白。有感于此，戴敬仁在永济渠研究上投入巨大精力，成果颇丰。2022年11月，《聊城日报》以四个版的篇幅刊登戴敬仁的研究成果《两河交汇话“永济”》，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

“地方文化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书，我们只有静下心来认真读，把这些‘地方书’一页页读进去，讲出来的故事才有味道和感染力。”戴敬仁动情地说，从孩提时代开始对家乡历史产生兴趣算起，如今已有50年，他还要继续下去，在家乡历史文化研究之路上深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