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昌磊

长安没有荔枝。

长安在中国的北方，荔枝生长在南方。“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岭南，中国的最南部，这里和“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长安相距五千里。但是因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千古名句，荔枝与长安再也分不开了。

住在长安的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唐玄宗为了满足她的口腹之欲，命人开辟专用驿道，快马接力给她运送鲜荔枝，途中累毙人马无数。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帝王的骄奢淫逸和不恤民力，总是超乎想象。杜牧写这首《过华清宫》的时候，安史之乱已经过去了八十年，杨妃也已化作了尘土，只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荔枝年年挂枝头，岭南依旧气候温暖，花草繁茂，“粤江二月三月天，千树万树朱花开”；不似北方的长安城，“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长安的荔枝，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距离，荔枝到长安的距离。唐宋时期中国有三大荔枝产地，即广东、福建和四川。从地理距离来说，唐代从岭南到长安的驿道需绕行湘赣，全程约两千多公里，远超荔枝保鲜极限。四川涪州至长安约七百公里，距离更近，运输时间更短，有学者考证认为部分荔枝可能来自蜀地。从时效性来说，“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足见运输之难。据《新唐书》记载，荔枝需“七日七夜”抵达，按当时路线计算，日均需行进三百多公里，需要驿使飞骑“十里一置，五里一堠”的极端接力运输，日夜兼程。从保鲜手段来说，古人已经掌握了竹筒封存、冰镇（存冰取自冬季窖藏）、隔水密封等复合保鲜技术。即便如此，损耗率仍极高。从经济成本来说，按唐代驿制，完成单次运输需消耗超两千匹战马，动用约五百名驿卒，并给沿途州县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耗费巨大财力人力。

而作家马伯庸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长安的荔枝》，故事灵感即源于此。马伯庸通过虚构的李善德这一“技术流”小人物形象，围绕贵妃生辰前从岭南运送鲜荔枝到长安的“不可能任务”，他不得不踏上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未知之路。地方官员的刁难、运输途中的损耗、资金的短缺以及时间的紧迫，每一个问题都足以将他压垮。身为基层小吏，他没有任何资源和人脉优势，完全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摸索前行。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智慧，李善德将职场生存法则运用到极致。为了掌握荔枝保鲜方法，他深入荔枝园，与果农反复试验；规划运输路线，他实地勘察，考量地形、气候、交通等因素，只为找到最快捷、损耗最小的路径；面对各方势力刁难，他绞尽脑汁，巧妙周旋，艰难推动任务运行，同时还要应对来自上级的压力和同僚的倾轧。最终，李善德冲破重重困阻，通过一系列资源整合、风险规避的操作，利用瓮装蜡封、截枝入土的保鲜技术和驿站调度，构建冷链物流网络，最终完成了任务，堪称古代版《杜拉拉升职记》。

小说以微观历史视角，通过脑洞大开的想象力，还原了唐代驿站制度、胡汉贸易以及荔枝运输等细节，解构盛唐繁华表象下的民生疾苦，如劳役繁重、资源浪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填补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一千古文学想象的留白。

当历史与现实互文，长安的荔枝被赋予多重解读。作为权力任性与民生疾苦的经典隐喻，这种跨越千里的“甜蜜暴政”，不仅丈量着地理空间，更是衡量古代统治阶层与民间社会距离的特殊历史尺度。而从李善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基层“打工人”直面职场困境时，从“职场社畜”到坚守本心的蜕变，展现了勇气与担当。“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离终点多远的地方”的宣言，成为我们这些平凡奋斗者不懈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