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明华

《旧唐书》记载，贞观五年（631年），宰相马周以忠孝为根本，针对当时朝政，向唐太宗进呈《上太宗疏》。这篇奏疏折射出中国古代以孝治国的传统策略，凸显了孝道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上太宗疏》中的以孝治国主张

《上太宗疏》以忠孝为主题，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谏议：

1.敬奉上皇，彰显孝行

马周在奏疏中首先提到，太上皇居住的大安宫规模狭小，且位于皇城之外，而太子东宫却在皇城之内。他认为，这可能引起藩属使节和四方百姓的非议，建议扩建大安宫，以彰显孝行。他还批评太宗皇帝远离太上皇前往九成宫避暑：“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认为这有违孝道，规劝他调整九成宫行程，以尽孝养。

这两项谏议看似是对家庭伦理的维护，实则蕴含着深邃的政治智慧。孔子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孝是道德根基与社会教化源头，既能维系家庭和谐，也是贤君治国之道。皇帝的孝行示范效应显著，君主若不能以身作则，便难以教化万民。倡导孝行利于树立良好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巩固统治者的执政地位。

2.废除世袭，以全其代

针对宗室功臣世袭封国政策，马周在疏中引用尧舜子孙不肖的历史教训，指出世袭制或致庸才当政、祸国殃民。他称：“则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遭其殃，国家受其败。”他还援引汉光武帝“不任功臣以吏事”之例，认为此乃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宗室子孙昌盛的良策。

传统的忠孝观念强调上酬祖恩、下荫子孙，孟子亦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世袭制未必能保证子孙贤能，子孙不肖甚至可能祸国殃民。因此马周说：“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才行，随器方授。”他建议仅赐予功臣封地食邑，待其子孙成年后再依才授官，他认为这是能让宗室功臣“终全其代”的最好办法。

3.祭祀祖先，教化百姓

马周疏曰：“臣又闻圣人之教化天下，莫不以孝为基。”并引《孝经》之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这里讲的是孝的更高境界，即没有比在祭天时将祖先与天帝一同祭祀更为重要的了。马周对太宗皇帝自登基以来未亲自主持宗庙祭祀提出质疑，认为此举可能对后代产生不良影响。

祭祀是儒家孝道思想的重要体现。皇帝亲自祭祖不仅是礼仪问题，更是向天下人展示“敬天法祖”的态度。如果皇帝连祭祀都不愿亲身参与，百姓将怀疑其是否真心重视伦理。马周认为，祭祀不仅维系帝王与祖先的联系，还能让百姓感受到皇帝的孝心，进而起到教化百姓、赢得民心的效果。

4.以廉为忠，扬清激浊

在奏疏中马周还言：“臣又闻致化之道，在于求贤审官；为政之基，在于扬清激浊。”他认为，选拔官员务必慎重，唯有贤德之人方可任用；他强调管理官员既要表彰清正廉洁，又要惩治贪赃枉法。他还谏议，对于只有一技之能却无贤德之言的人，不能授予官职。

儒家思想认为，“孝”与“德”、“德”与“廉”、“廉”与“忠”紧密相连。《孝经》称：“以孝事君则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道不仅限于家庭，还应通过“移孝作忠”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大学》云：“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官员的忠诚不仅体现为服从君主，更在于清正廉洁和奉公守法，廉洁乃忠诚的道德底线。

马周以孝治国思想的影响与价值

马周的谏言看似“家长里短”，实则言浅意深，事近意远。他围绕以孝治国理念，将儒家孝道思想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为唐太宗呈上了一份极有价值的治国建议。在古代家国合一的背景下，皇帝家事即国事。马周劝皇帝躬行孝义、树天下楷模，大力推行以孝道为核心的道德教化，形成良好的治国风尚，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马周的谏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代孝道思想的法律化。在贞观初年制订的《贞观律》及之后完善修订的《唐律疏议》中，都将儒家孝道伦理纳入法典体系。《唐律疏议》将“不孝”列入首卷，为“十恶”之第七，曰：“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并明确了不孝的具体情形，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以孝治国理念的历史沿革与当代价值

以孝治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思想，核心是把孝道作为国家治理的原则，以强化家族秩序来维护社会稳定。其从伦理规范发展为治国之策，历经漫长历程：商周建立“尊祖敬宗”祭祀制度；汉代将《孝经》列为儒家经典，设“孝廉”科，以孝行作为选官核心标准；宋代程朱理学兴起，把孝道纳入“天理”体系，强调“修身齐家”是治国前提；明清继承“十恶”制度，对“不孝”惩罚更严。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家庭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彰显了家庭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中的基石作用。

综上，马周的《上太宗疏》不仅展现了唐代以孝治国的智慧，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治国经验，其核心思想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