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昌府区 范恩民

有一天，作家康学森问我，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哪一部。我说是《聊斋志异》。

我跟他开玩笑说，我的青春期教育是通过《聊斋志异》完成的。一位书生，夜宿荒宅，来了个美貌的女子，然后成就一段好事，开始一场传奇。这是一个不会追女生的大男孩最喜欢的故事类型。现在看来，《聊斋志异》对我的影响，确实超出其他书。

我通读过3遍《聊斋志异》。第一次是在大学一年级放寒假的时候。在南方那个又潮湿又阴冷的冬天，我披着一件厚厚的棉大衣，缩在被窝里读《聊斋志异》。读到兴奋的地方，我披衣而起，绕屋转圈。那种被点燃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读《聊斋志异》，我充分感受到了文言文的魅力。我认为，自己对文言文有不错的语感，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读了几遍《聊斋志异》。

不过，这还不是我喜欢《聊斋志异》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蒲松龄这个人。

蒲松龄19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得了县、府、道3个第一，名震半个山东。他起点很高，有才气，年纪轻，按照常理，只要努力，考个举人博个功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科举时代有一句话，叫“场中莫论文”，考场成败有时候跟才华没啥关系，与运气关系很大。蒲松龄的运气就特别不好。此后的50多年，他一直卡在秀才这个级别上。考了一辈子，再无所获。

许多时候，蒲松龄靠在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维持生计，虽然不能说多穷困潦倒，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紧巴。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比较远，他和妻子刘氏聚少离多。

就是这样一个人，写出了《聊斋志异》。

你可能会说，中国古代有才华而官场不得意的人并不少。杜甫有一句诗“文章憎命达”，说的就是有才华的人总是命运不好。

还是有点儿不一样。

其他的文人，虽然在仕途上不一定顺利，但可以将文学创作的成就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中国古代文学中，诗和词才是最受追捧的文体。写出好诗词，虽然不见得能当官，但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李白诗名远播，连唐玄宗都要召见他。杜甫诗名远播，被剑南节度使严武关照，所以才有成都的杜甫草堂。还有柳永，虽然他写的很多词难登大雅之堂，但是连皇帝都知道他。一个文人只要有现实成就感，只要还能听到身边传来的掌声，他的精神支柱就还在。

但是蒲松龄不同。如果你读过《聊斋志异》，你就会被蒲松龄的用心震撼到。《聊斋志异》里面的文章谋篇布局之巧妙、遣词造句之精当，再有才，也要倾注毕生心血才能做到。

看《聊斋志异》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吃惊的感觉。写小说，在当时是那么不被重视的事，但蒲松龄每次下笔时，都有一种凛凛的敬重感。一字不苟且，一笔不草率。他心里的读者，一定不是当世的人。

蒲松龄对标的不是写小说的人，也不是写诗词的人，他对标的是司马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小说的最后一段“异史氏曰”，也是借鉴的司马迁。更重要的是，在创作的时候，他们都极其孤独，没有知音，以一杆笔面对千秋万代，都花了一生的心血，著作都篇幅巨大，都是在写的时候不知道它能不能流传下去。但是，他们都写了。

作为一名在乡间很受尊敬的读书人，蒲松龄对于社会事务也非常尽心。他写过《农桑经》，传播农业知识；编过《药崇书》，讲解医药养生知识；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向村民普及文化知识。他还为很多百姓写过状纸，参加过救灾救荒，到70岁时，还上书检举贪官。

回看蒲松龄的一生，19岁春风得意，然后一路高开低走，以世俗的眼光看，他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如果换成一般人，心态早就崩了。但是蒲松龄没有，还是那么认真，对每一件事都认真，写作时对每一个字都认真，认真到就像他已经知道，这部《聊斋志异》一定会流传千载。

我从十几岁开始读《聊斋志异》，蒲松龄一直是我的一盏灯。认真做平凡的事，就像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样。认真过短暂世俗的生活，就像面对千秋万代一样。如此，再普通的人生，也能够拥有无穷无尽的可能。

大学时，有一次我偶然读到蒲松龄的一句诗，当时就流泪了。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与他恩爱了一辈子的妻子刘氏先他而去。他来到亡妻的墓前：“欲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叩不一应，泪下如流泉。”我想喊你的名字，听到你的回答；我分开墓前的杂草坐下来，想跟你说说心里的苦楚。但是，我怎么敲你的墓碑，你也不回答，我的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天人永隔的巨大悲伤，也是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一生，不止这一世，你可以超出自己的生命大限，向亲人、向后世诉说——无论小声地倾诉，还是大声地呼喊。就算对方听不见，你还是有了属于自己深情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