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克锋

本报通讯员 周绪濂

“无论案件大小，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9月23日，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于敬斌说，最近一起执行标的仅5000元的案件就是很好的例证。

简单的合同纠纷

这是一个小案件，不仅涉案标的额小，而且案情简单明了。

深圳某公司曾与聊城某公司签订了一份服务合同，并支付了5000元保证金。后因聊城某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深圳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其返还5000元保证金并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

法院判决深圳某公司胜诉，聊城某公司未履行判决内容，深圳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涉案标的不大，可就是这5000多块钱，却让执行人员大费周章。

从执行立案当天开始，执行干警董磊就多次与被执行人聊城某公司负责人范某联系，依法要求其到法院接受讯问，并告知其逃避执行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可范某始终拒不到庭、拒绝报告财产。

案件双方当事人都是公司，这似乎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因素，因为只要公司还在，找到相关负责人，案件就比较容易执行，况且执行标的额还不大。可是，接下来遇到的情况远比执行干警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曲折的执行过程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公司信息，执行人员直奔被执行人公司住所地，但却查无此人。因为被执行公司只是一个皮包公司，并未实际运营。

由于申请人远在深圳，也从未与范某有过实质性接触，故无法提供范某的具体信息，提供的范某住址也只是某县某村。

执法人员进村打听。但多方询问，仍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村民只知道范某许久没回过家、没有正当职业。范某的家人也难以沟通。

执行人员上网查询、实地调查，均未找到范某的实际住所地。执行人员使用限制高消费、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多种手段，对方“岿然不动”。执行人员换了多个手机号呼叫，范某一直不接电话。

这时，申请执行人在电话中表达了不满，认为执行人员“消极怠工”。

执行人员一筹莫展。董磊有一次日常拨打范某的电话，居然接通了。于是他抓住这次机会，从法、理、情多方面与范某交流沟通，最终范某同意到庭，并愿意履行法定义务。

范某来到法院后，有执行人员问他：“怎么这次接电话了？”范某无奈地说：“没想到你们一直联系，我有点怕了。”执行人员随即带领其办理了缴款手续。

动情的感谢话语

案款到位后，执行人员本可以要求申请人到庭签字，但申请人远在深圳，再考虑到疫情影响，传其到庭势必加重申请人的维权成本，对司法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因此，执行人员与申请人取得联系，通过网络向其释明了办案经过，并依法送达了电子结案通知书。权益得到保障，申请人对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工作表示赞赏，同时也对之前的误会表示歉意。至此，本案终于顺利结案。

9月9日上午，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一片忙碌的景象——打电话询问、现场接待、登记执行信息……这时一封感谢信被悄然送至东昌府区人民法院院长黄鸿义的办公室：“感谢黄院长和东昌府区法院培养了像董磊这样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优秀工作人员！感谢董磊同志不辞劳苦，针对本案被执行人的特殊情况做了大量工作，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其实，这只是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日常片段。截至9月23日，该院执行局今年已收案近7000件，涉案标的从几百元到几亿元不等，无论案件标的大小，执行人员都会倾尽全力，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贯彻落实司法为民理念的最好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