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忠珍/口述 刘继孟/记录整理

我于1930年出生在山东省濮县南关村（现河南省范县濮城镇南关村），由于家里穷、孩子多，连吃饭都困难，哪有钱读书？只是我站在学校窗外听些课、认识些字，学的知识对我的成长还真派上了用场。濮县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有共产党员活动，卢沟桥事变后，那里成为抗日根据地，当年流行的“钢铁濮（县）范（县）观（城县），华北小延安”赞誉，就包括我的老家。

抗日战争时期当了“小八路”

1943年3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独立团奉命在濮城一带补充兵员，我和村里大一点的五六个孩子都到濮城东的李桥征兵站报名，从此开启了我的军旅生涯。到达部队后，首先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军训。

军训结束后，领导看我年龄小，安排我到司令部卫生队当卫生员，主要任务是学习文化和专业知识，同时做些服务性工作。当时是抗战期间，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抗日队伍，记得只与日寇发生了一次遭遇战。1944年春的一天，在濮县南十五里铺附近早起行军时，路上与四五百人的日伪军队伍遭遇，我们就地卧倒，开枪射击，附近的柏树都被打烂了，最终也没分出胜负，天黑后各自撤出阵地。

1944年底，有次夜行军，我因拉肚子没跟上部队，掉队后不知队伍的去向，只好先回家。但家里穷，吃不上饭，当时濮县已解放，我就找到濮县大队要求参加地方部队工作，县大队战士张双增接待了我。经县大队领导审查后，先安排我到区小队工作，三个月后，被调到县大队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冲锋陷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濮县大队升级为八路军冀鲁豫第二纵队独二旅，我在六团九连当兵，部队展开了紧张的军事练兵活动。随后，毛主席在重庆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国民党军队就违背协定进犯解放区，国共两党于1946年初签订停战协议并坚决拥护新政协通过的决议。我们部队又赢得了近半年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活动的时间。无论学习还是训练，我都刻苦卖力，成绩突出，受到首长的表扬，我与当时的团政治部主任李中兴打交道较多，对其印象深刻。在1946年下半年和1947年上半年，我跟着大部队参加了陇海路战役，痛击了国民党的新五军。此后加入了豫北反击作战，又痛击了豫北悍匪王三祝。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已经渡过黄河向南挺进。我们的部队则与其他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第八纵队，由纵队司令员王新亭率领转战山西。我当时在二十二旅警卫连当警卫员。1947年，我有两大喜事，一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是当上了二十二旅警卫连警卫员。

1948年初，在山西我们的部队首先打下了运城，随后将临汾城围住。当时我们虽然包围了临汾城，但由于城防坚固，我们缺乏强有力的炮火支援，人力物力消耗很大。当时徐向前司令员认为坑道是对付敌人最好的手段，经过一个多月，在以我挖坑道与敌破坏坑道为中心的激烈斗争中，坑道终于挖至城墙下，炸开了百米的大豁口，解放军主力从东城墙的豁口处涌入城，与敌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我二十二旅也从西面攻入城内，虽然只有十几支枪，使用的是铁壳子弹，但消灭了国民党阎锡山的杂牌军100多人，还缴获了一挺机枪。

至5月底，全歼临汾城内守军，我八纵二十三旅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由徐向前代表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授予“光荣的临汾旅”旗帜。解放临汾城战役打得激烈残酷，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场正规战役。

我们拔除了临汾这个国民党军队在晋南的最后据点，立即北上晋中，为了保卫晋中麦收，削弱阎锡山的有生力量，用两个月的时间，接连攻克县城十余座，除太原城外，晋中地区全部解放，这就是“晋中大捷”。

后来，我给王新亭司令员当警卫员，常跟着司令员下部队视察。1949年2月，按照军委指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第八纵队，更改为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第六十军，王新亭司令员也调整为第十八集团军副司令员兼六十军军长。王司令员日夜视察督促部队学习和练兵，我伴随左右慰问伤病员，与驻地百姓搞好军政关系。

1949年3月，我跟王司令员出发执行任务，战马受惊，我摔下马背，导致右锁骨粉碎性骨折，被送往华北第一陆军医院治疗。之后，我绷带未除即返回部队，向王新亭司令员报到。他先让我到后勤部边工作边养伤，此后又把我安排为十八兵团警卫连警卫员。

太原战役结束后，奉中央军委命令，第十八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周士第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周祖谅任六十军军长，5月底开始了西进的征程，6月底部队到达西安附近地区集结。接着进行了扶郿战役，后部队进驻宝鸡，并开展了尊干爱兵的政治整训。这时我们已拥有良好装备，进军势如破竹。

9月份开展了大规模的秦岭战役，并取得巨大战果。我在这次与敌人的交火中，就曾缴获一把左轮手枪，还有一个子弹袋。11月底，第十八兵团改隶第二野战军建制，奉命由秦岭向四川挺进，年底进驻成都。这时领导派我到第十八兵团第六十军第一七九师教导团三营警卫连当通信排长，教育改造国民党的投诚兵员。之后随部队撤出成都到达绵阳参加川西剿匪。

抗美援朝战争中当了工程兵

1950年2月，我调至新组建的志愿军步七师警卫连任排长，随部队开始从四川一路北上，先是到了陕西的宝鸡、西安，又到了山东济南，几个月后到达黑龙江的克山县。这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我以警卫连排长的身份参加了3个月军训。在1951年初赴朝时，只让士兵入朝，用以补充早已入朝的兵员。我不甘心，多次向上级申请要求以普通士兵的身份赴朝参战。最终如愿赴朝，转入工程兵一团跟战友们一起分别在北井子、打虎山、新岛等处挖坑道，搞战备工程施工。

回忆这段往事，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字——“苦”，我们虽然不是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不用真刀真枪地消灭敌人，不用太担心自身的安全，但手中的钢钎、大锤面对的是巍峨的大山，环境非常恶劣，且缺衣、缺粮、缺水，经常是一身泥水、满脸灰尘，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把高粱面、花生米等分给当地百姓吃。

我支援朝鲜两年半，在新岛施工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修建了3个大的坑道，为前线提供了坚强的安全和后勤保障。1953年冬天，我从朝鲜随大部队回到祖国。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尽一份力

从朝鲜回国后，我被分配到驻云南省昆明市的工程兵部队一团八连任指导员，帮助云南开山劈岭修公路。1957年3月，部队推荐我到长沙高级工程兵学院深造学习，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我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兢兢业业、发愤读书，不仅收获满满，而且与长沙百货公司售货员郑金桃相识并结婚，解决了自己的终身大事。1958年7月顺利毕业，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单位。1958年冬，我再次出发，随部队进入中国大西北的甘肃酒泉，此后又移师新疆罗布泊，在这两处还是干工程兵的老本行，修路、打山洞、挖坑道……为我国“两弹一星”试验基地建设出了一份力。

1963年初，我退役转业，被安排到当时的聊城地区粮食局工作，任政工科科长。我办事公道，实事求是，深得领导信任、群众拥护。“文革”时也曾被选为粮食局的革委会主任，保护过许多革命老干部。1980年，领导谈话说我学历太低，满50岁可安排当调研员，我坚决服从，自觉让贤让岗，随即当了调研员。家里人说你为什么不拿出你在工程兵学院学习的毕业证书呀？我认为现在国家更需要有文化的年富力强的人，我们这些老同志还是早些退下来，腾出位子让他们接班为好。1991年，政府为我正式办了离休手续。

我这一生工作做得不多，荣誉获得不少，特别是1955年我获得了上尉军衔，还获得了“华北解放纪念章”“解放西北纪念章”“解放西南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各一枚，后来又获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各一枚，以及其他各级奖状奖品。我对于这些荣誉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惭愧。我这一生谈不上作了多大的贡献，只是在祖国需要时尽了点自己的责任。我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也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目睹了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全过程，倍感振奋，深感自豪，先烈的血没白流，战友们的苦没白吃，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感谢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