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程世霞

书画是文化艺术的符号，是历史人文的体现，是越老越有活力的存在。书画装裱彰显着创作者的造诣，体现着收藏者的修养，正如明代周嘉胃在《装潢志》中所写：“装潢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

南北文化在京杭大运河的流淌中交融，明清两朝的东昌府兴盛了400载光景。精英翘楚、能工巧匠乘着迢迢运河水，踏浪而聚，带来匠心独运的技艺，铸就了文化艺术的高地。沿大运河寻觅，明朝中期，王氏先祖的书画装裱店铺在东昌府东关大街上熠熠生辉，以书画行销和装裱修复享誉业界。

行业有句话：“三分画七分裱。”王家装裱修复技艺，七大工序、十多个环节，每一步都蕴含着装裱师傅的精湛技艺。制糊就非常关键，需要用小麦粉加除虫防霉的花椒、胡椒、辣椒汁渍等，用煮沸的开水边冲边用木棒同方向用力搅动，让浆丝黏连不断，和成面团，然后用纱布包裹反复浆洗，滤除面筋、麸皮、杂质等，再沉淀，如此反复三四次，历时一周，透明清白、水粉交融的浆糊便做好了。

未作任何处置的书画原作称为画心，托画心就是在画心背面托一层宣纸。王氏装裱店对托画心的释义是：“承托的是画心，承载的是艺术。”由此可见“托”这一环节的重要。他们选用质地细腻、厚薄均匀，无杂质无皱褶的生宣纸，根据原画心的厚薄、拉力、吸水等状况，配以适当的托纸；在验证画心的晕墨、跑色、完好等现象后，选择最为妥帖的托法工艺：湿托、飞托或覆托。每一个细微环节都小心翼翼地操作，才能托出原画心的意境感。

裱，是最能体现画幅色彩、结构、材料和技艺水准的工序。王氏装裱店在对镶料颜色进行选配时，更注重与画心之间的和谐均衡，依照作品的风格题材和用途环境选定品式，在方裁画心这一环，则注重保证画心的完整。裁切镶料同样慎重，裁前，装裱师将松紧不平的画心或镶料上墙挣平晾干，裁切后镶粘在画心四周边口，或将方裁好的画心投放在已挖好形状的镶料嵌身里。当画心与镶料都镶嵌好，做好夹口的画幅背面，要再托上一层或数层褙纸，即“覆褙”，让整个画幅牢固、平挺、定型，然后把画幅上墙贴壁挣平。

“装”虽是最后一个过程，同样需要谨慎小心。仅是裱件启揭下墙，就要选择早晨或傍晚气候最适宜的时段，掸去裱件上的灰尘，用特有的手法启揭，保证裱件平整而不闪折。随后，又继续进行砑光、剔边、装杆等环节。经过他们备受呵护的打理，一幅幅满堂生彩的完美艺术品跃然眼前。

王家装裱店地道考究的技艺、认真精细的操作，顺着运河水荡漾传播开来，引得京津江浙等地的名流显贵纷至沓来，成为东昌府装裱修复业的一块招牌。匠人精神，在老一辈王氏书画装裱修复技艺中彰显得淋漓尽致。王氏后人心怀对祖传手艺的敬畏，代代沿袭。

1938年聊城沦陷，日伪猖獗，民不聊生，书画装裱业也跌入冰点。1943年，王家装裱店店主携其儿子王学明撤出东关大街避战火，迁至今道口铺街道安庄村。店铺没有了，手艺却一直带在身上。解放后，王学明受邀到北京饭店裱画部，继续修复古旧藏品、装裱当代名家画作。1953年，王学明在道口铺开设店铺“墨衍堂”。1973年，王学明的儿子王流海承继父业，在为家乡父老装裱修复字画的同时，兼做天津外贸出口公司的业务，“墨衍堂”书画装裱卷轴远涉重洋。

60后装裱传承人王衍是第十五代传人，他从小摸索着各式装裱家什长大，鬃刷、排笔、裁刀、界尺、针锥、竹启子、纸、绢等工具，是他儿时把玩的玩具。在其父亲王流海的影响下，托、裱、装、制糊等技艺的细枝末节也早已融进他的血液里。长大后为光大祖业，王衍先后到聊城师范学院、山东美术学院深造，系统学习理论知识，加上世代传承的技艺，不到二十岁，王衍就能独立操作，很快便撑起了“墨衍堂”的门户。

三十多年来，王衍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在继承中发扬。譬如，他用明矾、石碳酸等替代传统制糊所用的花椒、胡椒，装裱书画的品式也随居住环境的变化进行更新。在不断提高艺术修炼的过程中，王衍实现自我超越。

在“墨衍堂”看到王衍时，他正轻轻地把启子捅进墙上裱件的启子口，顺势慢慢启开裱件下边及右边全部长边，左手拿着裱件下端，右手捏住裱件右边，一高一低呈45度轻轻卷起，当卷筒超过一半时，双手趁势一揭而下……娴熟、稳妥、巧妙的动作，是他日积月累的洗练。精湛的技艺加上文化的积淀，使他成为公认的资深装裱大师。

时代变迁下，装裱匠人引进机器进行装裱，低投入快产出，程序大幅简化，装裱的品式千篇一律，一招一式、谨小慎微的手工装裱已经慢慢湮没了。手工装裱市场萧条，大师仅靠装裱难以生存。寡言的王衍仍守着“墨衍堂”的招牌，秉持着匠人精神，他说：“书画艺术是超越时代的存在，装裱不好就毁了艺术本身。”

安静的“墨衍堂”，沉默的王衍，与外界的浮躁格格不入，循着书画的线条，我看到了一名装裱师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