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像线条流畅精美绝伦

文/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马永伟

“鬓云欲度香腮雪，衣香袂影是盛唐。”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大唐”，不仅车马如潮、谪仙醉倒，更是山河窈窕、繁华九霄。唐代也是中国雕塑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佛造像更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的背后不仅是匠人高超的雕塑技艺，还承载着历朝历代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

在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铺由茌平区广平乡出土的背屏式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比丘尼行儒造弥陀像，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铺造像通高52厘米，宽33厘米，背屏厚5厘米，为石灰岩质地。造像上刻有高浮雕三尊像，主佛高18.2厘米，结珈趺坐在束腰莲台之上，拈花微笑，表情平静，身着敞领袈裟。莲座束腰处雕有两名力士，下为覆莲基座。

主佛左右两胁侍菩萨高18.7厘米，头戴花冠，前额梳刘海发式，跣足立于覆莲基座上，神态肃穆恭顺。左右两位胁侍菩萨大小形同，但花冠、表情、项圈等却又不同。

造像底座为长方形平台，正面开长方形小龛。虽然造像距今已有1000多年，但仍能清晰地看到，龛上线雕着一位童子，头顶着一具香炉，童子两侧以浮雕的形式刻着一对狮子，鬣毛卷曲，身体蹲踞，张口瞪目。

在造像的两侧，能清晰地看到上面刻着的文字：“显庆五年四月卅日比丘尼行儒敬造弥陀像一铺，为皇帝师僧父母法界众生咸同斯福。”大意为，女尼为皇帝、师僧、父母及众生祈福而造像一铺。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刻文书写规整俊逸，线条遒婉、轻灵。

造像背后的地域文化

佛教在山东地区的传播，开始于十六国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达到全盛。这时期僧徒活动频繁，建寺、造像、造塔等活动遍及山东各地。其中，济南、青州和东平以其遗存较多而成为当时的中心。“山东地区有明确纪年的唐代造像不在少数，但背屏式造像并不多见。”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员赵铮说，显庆年间造像则以济南柳埠千佛崖造像为代表。千佛崖造像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神通寺遗址内，包括武德、贞观、显庆、永淳、文明5个年号，前后延续约60年。像主有唐皇室成员，如南平长公主、赵王李福、驸马刘玄意，也有一般官僚、僧尼和民众，造像绝大部分为唐初雕造。因此，研究显庆时期造像多以此为参照物。

从穿着来看，唐显庆年间千佛崖造像多为双领下垂式袈裟，两肩衣领自然下垂至腹部，再上绕裹双臂。而聊城收藏的这铺弥陀造像穿的却是敞领式袈裟，右侧袈裟从胸前垂下，搭于左臂，这在北朝及隋代造像中常见。同时，这铺弥陀造像主尊佛像磨光高髻，面容长方清秀，五官较小；三尊造像皆上身较长，躯干呈筒状，体态较僵硬，这些特点传承了隋末唐初的造像风格且有北朝“秀骨清像”的意味儿。

袈裟的穿着、身材比例等与济南柳埠千佛崖显庆时期造像并不相同，赵铮觉得，这可能与该造像为民间造像有重要关系，“因为茌平在唐代位于东平郡边隅，消息闭塞，造像样式跟不上时代，造像规制多依北朝及隋代样式。”

不过，这铺造像与千佛崖显庆时期造像相比较，虽大小形制相差悬殊，雕刻工艺迥异，但在风格上还能管窥一二。“在组合造像内容方面，唐代组合造像的特点多为一佛二菩萨像，组合简单而统一。”赵铮说，同时，从雕刻工艺来看，造像下方小龛内护法狮子颇具唐代风格，“十斤狮子九斤头”的夸张变形手法，已高度地概括了唐代民间石狮的造型变化特点。要特别提及的是，早期石狮的那种原始狂野不羁、耀武扬威的霸气，已肃然收敛变为蹲踞。赵铮认为，相较于三尊造像，石狮更显出工匠手法和技艺的成熟。“由此推测，初唐时期民间匠人对镇门守户、辟邪赐福的石狮制作较多，雕刻规制和工艺手法都与时俱进”。

从这铺弥陀造像不难看出，初唐时期在山东西部佛教宗派流行上紧随时代，但在雕刻风格、表现形式上却比较滞后，地域艺术文化差距颇为明显，而正是这种差距给这尊石刻造像赋予了独特的魅力，也为后人研究佛教艺术推开了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