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泽逊

买书，是读书人的喜好。我曾去逛新华书店，发现买书的人的确很多，其中90%以上都是为了满足读书的需求，与我们所说的藏书不是一回事。尽管天长日久也能攒下一堆书，正如不少教授、学者家中书籍一架又一架，但都成不了藏书家一样，这只是读者层面上的买书。可见，是不是藏书，与量大、量小难以画等号。

藏与传，是密不可分的。藏书，既然叫“藏”，就有一个传之久远的基本概念。如果买书有传下去的念头和讲究，那就与藏书的距离不远了。比如说《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如果要读，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就足够了，物美价廉。假如要传下去，这些版本就不够格了。首先纸张太差，十几年、二十几年即变色，时间再长一些就变脆。其次是装订很难撑长久，民国时期的旧平装书，如今一大半已不耐翻看，往往一翻掉一块，很令人心疼。再次是两面印刷，本来新式机器纸就比中国传统手工纸的质量差，再来个两面有字，一旦书页被损坏，只有用透明胶带粘贴的份儿了。现在各大图书馆对于旧平装书都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烂掉。中国传统的印刷习惯是单面印刷，书页损坏了，甚至发霉变脆了，可以在背面裱上一层更结实的纸。一次装裱坏了，可以再来个揭裱，就像中国书画一样，其修复保护措施也算得上一种绝活儿了。从这种物质形态上来看，中国传统书籍即线装书，是可以满足“传”的需求的。

中国的藏书家，传的概念永远是自觉而清晰的。我们随便翻看《中国藏书家印鉴》（林申清编），就会发现许多藏书章上寄托着这种愿望。如南宋俞琰有藏书章“俞氏家藏”；元初的赵孟頫则有“赵氏书印”“天水郡图书印”，他们都把自己的藏书扩大为家族资源，不希望这些书归他姓所有。赵孟頫在自己收藏的宋版《汉书》《后汉书》上画上了自己的像，这种做法的目的，显然是要将书传给子孙。明代王世贞卖掉一个庄园买到这两部书，也把自己的像画在了上面。明代收藏大家项元汴在收藏的书籍上钤盖“子孙永保”等印记，更是明明白白地表达了“传”的愿望。有的印章类似家训，如明代有藏书印云：“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旷翁铭。”这样的子孙世守类印鉴在清代十分常见。

不过也有更为旷达的藏书家，如乾隆时期的浙江巡抚李馥（号鹿山），他的藏书章是“曾在李鹿山处”。后来李馥涉案被逮，图书散去。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认为，李馥的藏书章有点像谶语，是不吉利的。事实上，李鹿山是很通达的。曾国藩有藏书印曰“书经我眼即为我有”，意思是书籍看过了、记住了，也就等于占有了，不一定要据有实物。这就更通达了。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山，早在民国年间就成了藏书家，深谙藏书之道，身后藏书多归山东大学图书馆。丁山先生在藏书上盖有多方印章, 其中一方为“曾在丁山处”，就是说，宝贵的书籍就像匆匆的过客，在他那里只是旅途的一站，他还要长久地传下去，却不见得在自家子孙手里。我们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其实，文物也一样，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无论你花多少钱也只是取得了暂时的保护权。这些年图书在拍卖市场频频现身，价格飞涨，搞得收书人怨声载道。其实这对于保护古书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花钱越多，他就越会加意保护，书的生命也就愈加长久。

你想传，首先应确定值不值得传，也就是有没有历史文物性。所谓文物价值，就是在内容上有历史资料性，在载体形式上有一定的精美度和耐久力。雪雕和沙雕，有些尽管艺术价值很高，却不具备耐久性，也就不能成为收藏品。所以说，一般读者从书店购买的读本，是很少能成为收藏品的。这些普通书籍只有经过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等人的批阅，才会附加上特殊的文物价值成为收藏品。

对于藏书家买书和一般读书人买书，叶圣陶在《〈西谛书话〉序》中描绘得清清楚楚：“喜欢逛旧书铺的朋友有好几位，他们搜求的目标并不相同。伯祥（王伯祥）不太讲究版本，他找的是对研究文史有实用价值的书。振铎（郑振铎）讲究版本，好像跟一般藏书家又不尽相同，他注重书版的款式和字体，尤其注重图版——藏书家注重图版的较少，振铎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就书的类别而言，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宝贝。宝贝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往往在书铺里翻了一通，结果一无所得。他稍稍有些生气，喃喃地说：‘可恶之极，一本书都没有！’满架满柜的书，在他看来都不称其为书。”由王伯祥和郑振铎在买书上的区别，我们不难领会什么样的买书才是为了藏书，如何买书才能成为藏书家。

那么，藏书家是不是不读书、不搞学问呢？也不尽然。大部分藏书家在学问方面没搞出大名堂，他们的学问或者可以认为是文献学或版本目录学。优秀的藏书家无一不是学问家，只是许多人没留下相关著作，把自己的学问带到坟墓里去了。

事实是，藏书与治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仍拿郑振铎来举例。郑振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在文物博物馆界和古籍整理界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贡献，完全取决于他在图书文物方面有深厚学养。至于他个人的著作，如《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等，都与他丰富的个人藏书有直接关系。《中国俗文学史》中有些俗文学资料怕是只有郑振铎自己知道，别人无从研究。郑振铎所著文学史一再重印，这应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位晚明史大家谢国桢，藏书丰富且有特色，并与治学有机地结合，成为治学的最好基础。

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切身体会。我是那种花钱少而又要买好书的人，多少沾染上一些藏书家的习气，喜欢买线装书，当然大都是人弃我取。我买书既要求该书有资料价值，对学术研究有用，又希望其有一定的文物性，也就是说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我的书有时花小钱买进来，却又花更多的钱配上函套。1992年1月，我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服务部买到一部《四库全书附存目录》（简称《四库存目》），线装四册，巾箱本。在这之前我还没见过单行本的《四库存目》。所谓“存目”，即乾隆修《四库全书》淘汰下来的“次等货”，不过其中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汤显祖的《玉茗堂全集》、黄宗羲的《南雷文定》等等。大批优秀著作被列入“存目”，早已引起学者的关注。我买到的这部《四库存目》，仅仅是一份简目，每书只列书名、卷数、撰人而已。不过上面间或有人批注，注的是各书的版本。我花了八十余元买下此书，这个数超过了我的月工资，当时也算贵书了。从那以后，我开始作《四库存目标注》，到2005年10月初完成，这项工作用了我十三年零九个月工夫。我之所以应邀参加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是由于我在作《四库存目标注》。《四库存目标注》超300万字，几乎用去了我这十几年所有的时光。我这十几年发表的文章大都是作《四库存目标注》时的发现和心得。因此，购买这部《四库存目》，几乎改变了我这十几年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这十几年的科研道路。所以，我认为染上一点藏书家的习气，对治学有很大益处。

清代著名藏书家张金吾曾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绝业，犹弗读也”。他主张藏书就要读书、读书就要成学者，也就是说藏书家都要成为学者。我则不这么认为。我们还是现实一点好，读书人自可为读书人，藏书家自可为藏书家，著作家自可为著作家，三者完全可以各走各的路，不是必然要发生联系的。不过，如果读书、藏书、著书三者能够结合起来，自然也是莫大的幸福。一举而三得，可谓无遗憾矣。

（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