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元昆

每当路过市城区东昌路那片清新别致的临街楼，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成群结队的职工欢笑着从厂门口涌出的情景。这里，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年轻时工作的单位——聊城手表厂。

傍晚时分，我叫上妻子：“走，咱们到表厂那里去转转吧。”每次，妻子都会爽快地答应，因为她也曾在厂里工作，所以对这个地方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来到表厂附近，借着皎洁的月光，看见这里高楼耸立，中间的绿茵广场格外敞亮。然而，当年工厂的影子却一点也找不到了。我俩只好仔细分辨：“前边是军工楼。”“后边是装配楼。”“东边是理化楼。”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进行大小三线建设，把重要的工厂企业，从沿海城市搬迁到内地。聊城手表厂就是那个时候从烟台搬迁过来的，当时只是一个军工车间。聊城对国防事业非常支持，划拨了一座大楼和一大片区域作为厂址。这座大楼主体四层，是1958年建造的，风格大气、坚实浑厚。开始的时候，厂里只生产军工仪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研制生产手表，商标是“泰山牌”。当时，手表厂成为轻工部定点厂家，是一个国有大型企业，职工最多时达数千人，每年上缴利税上千万元。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厂的。

因为我们上班的这座楼上有个军工车间，所以大家都习惯称它为军工楼。其实楼上并非都是军工车间，其他车间也分布在这座楼里，楼上还有厂领导办公室和有关科室。我就在楼下生产模具刀具的车间上班，操纵一台德国进口铣床。我在当机床操作工期间，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了。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全厂职工集合在军工楼前，向周总理遗像默哀。厂里的几名师傅心情格外沉重，在一起商量：“咱们几个党员，给毛主席写封信，告诉他老人家，咱们要继承周总理的遗志，努力做好工作。”信写好后，他们都在上面签名按了手印。这几名共产党员的做法，让我肃然起敬，令我终生难忘。

也是在这座军工楼上。后来，我调到厂工会写材料。工会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在此期间，有一项工作，让我记忆犹新。原来厂里分配住房，都是以男职工为主，女职工无法分配到住房。有的女职工给《山东工人报》写信，反映这方面的问题。报社通过上级工会，把有关情况反馈给厂里。厂领导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责成厂工会到兄弟地市调查研究，拿出整改意见。这项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我到了烟台钟表厂、棉纺厂等单位，实地调查他们的职工分房情况，了解到他们在分房时都是坚持男女职工一视同仁。回到聊城后，我起草了调查报告，交给了厂领导。厂里借鉴外地经验，改变以前的做法，在分房中做到男女平等，受到广大女职工欢迎。

再后来，我又调到政教科，负责厂报的编辑工作。我和科里的领导及同事，认真做好厂报的创刊工作，请时任地委书记郑义堂书写报头“泰山表报”，设立了“改革之声”“经验交流”“新人新事”“思想论坛”“文化生活”等栏目，在全厂建立了60多人的通讯报道员队伍，报纸半月一期，下发到全厂200多个生产班组。报纸围绕厂里的中心工作，宣传“两个文明”建设成果，介绍推广本厂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建设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宣传劳动竞赛、技术革新、技术练兵活动，引导职工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责任感，培养“四有”职工队伍，为富民兴聊、振兴表厂建功立业。我们的办报经验，被《山东工人报》刊登推广。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调离聊城手表厂。此后，我仍然关注着厂里的生产经营情况，厂里的发展变化时时牵动着我的心弦。手表厂凝结着我们那一代人的心血和汗水，留下了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和芳华。

后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聊城手表厂像许多国有大型企业一样，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那些曾经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职工，也都下了岗。从此，这里繁华不再，人去楼空，那座军工楼也被闲置起来。我原以为这座大楼会被利用起来，继续发挥它的光和热，可谁知有一天，这座大楼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夷为平地，成为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的痛。之后，一片高档小区在这里拔地而起。虽然这个工厂不在了，那座军工楼也消失了，但是，在我的心中，这里屹立着一座永远不倒的军工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