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潮

一

我父亲顾颉刚先生与傅斯年（孟真）先生的相识自1913年始。是年，顾先生20岁，傅先生17岁，他们同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

当时，袁世凯蓄意称帝，很奖励复古思想，孔教会声势大得很。章太炎先生对此深恶痛绝，在京举办国学会讲学时，猛烈抨击孔教会之妄说，指出“宗教和学问的地位的冲突，又说现在提倡孔教会的人是别有用心的”，是要推翻国体，变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这使得膺服章先生学问的顾、傅一辈青年深受启发，感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

1914年，傅先生与同学沈沅等人发起文学会，出版杂志《劝学》，请严复先生写了一幅草书的封面。他们请顾先生撰稿，顾先生因作《丧文论》，洋洋洒洒3000余言，驳斥今文家的造谣，说六经是诸子所共有，不是孔子所专有，孔子是九流中的一家，不是地位特高的教主，现在孔教会名为尊他，其实只是诬他：“夫事体不真，形貌是托，此俳优所为，虽猿狙可周服也。今之教仪，强饰夫子为俳优矣。”“号称能尊古者……夫貌则服膺，神则涣离，创物既谬，立意复乖，机心相尚，诈术是谋，执彼陈鞹，以诳群愚，以策雄杰，乱世者必此人，况在文耶！”此文措辞之激烈，超过了章先生的《驳建立孔教议》，傅先生主张置于刊中首篇，而其他同学不敢。他们拿给一位地理教员杨州桂老先生看，彼看后大惊道：“这种东西哪里可以印出来！”傅先生虽一再据理力争，然无效，此文终于退还顾先生。由此，顾、傅二人遂结为知己。

不过当傅先生始办文学会时，曾来邀顾先生加入，顾先生则因对彼不了解而未应。傅先生天资甚高，功课在同学中出类拔萃，不免有些恃才傲物，加之其感情炽烈，性情直率，有看不惯之处就要批评，故在同学中易结怨。顾先生后来与叶圣陶先生说：“吾未与孟真交好的时候，常听人说他可恶可恼，所以前几年他办文学会的时候，来联络我，我竟不敢应命。”这说明顾先生原先对傅先生是“畏而远之”的。

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顾先生入哲学门，傅先生入国文门。次年秋，二人同居北大西斋宿舍丙字十二号，始得同处一室，课罢饭后，辄纵论世事、学问，历久不倦。顾先生常常从傅先生的“放言高论”中增加自己“批评的勇气”。“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先生能与“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傅先生成为好友，除了二人都具备优良的学问修养、对世事的看法相同之外，二人性情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之间具有极其显著的互补作用，相得益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傅先生所论之事，顾先生说：“孟真闻见广博，每论一事，必探其源……获益殊多。予每欲记之，不得暇闲，且精微之处，亦不敢下笔，恐非信意也。”

蔡元培先生自1917年任北大校长后，锐意改革校中旧风，聘请陈独秀、胡适二先生任教，提倡思想革新。陈先生以他主编的《新青年》为阵地，积极鼓吹新思潮。胡先生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不管他的前任教授陈汉章先生是如何从伏羲讲起的，大胆丢开唐、虞、夏、商，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径直从周宣王以后讲起。顾先生和他的一班同学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受到胡先生这一改动而带来的重大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但顾先生听了几堂之后听出了一个道理，认为胡先生在裁断上足以自立，他不仅向同班说明自己的看法，还对傅先生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傅先生去旁听了，也很满意。从此以后，他们二人对胡先生非常信服。以后傅先生常去胡先生家中，那时胡先生《文学改良刍议》已在《新青年》上发表，点燃了文学革命的火炬。傅先生起初是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则与胡先生讨论争辩。胡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文学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是时，在英国文学门就学的罗家伦（志希）先生亦常去胡家，在那里参与他们的讨论争辩，胡家竟成了他们“肆言无忌的地方”，成了傅、罗二人彼此“开始有较深的了解”的地方。顾先生亦不仅在课堂上亲从胡先生受学，还从杂志上读到胡先生之论文，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头脑被洗涮一新，他说：“从此我不信有九流，更不信九流之出于王官，而承认诸子的兴起各有其背景，其立说在各求其所需要。”顾先生深挚地了解并承受胡先生的研究方法，从而“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胡先生亦认为顾先生学问根柢很好，以后常与他通信讨论旧籍中问题。胡先生后来说，他初进北大作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这一批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的学生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

胡适先生积极提倡白话文，以此作为新文学的表现形式，他授课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即是用白话文体裁。顾、傅等人承胡先生之风，开始学作白话文，他们是文言文写得很好而又赞成白话文的。

这种师生间质疑问难、互相切磋的浓厚学术研究氛围的形成，首先要归功于蔡先生大力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顾、傅等人深受其益。先生本是北大国文系教授黄佩先生的高足，而黄先生乃校中“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不料傅先生竟被顾先生“引进了”胡先生的路子上去。以后当傅先生等人办起《新潮》，不久黄先生等人亦办《国故》，与《新潮》唱对台戏，这实富有戏剧性色彩。

蔡先生不仅实行学术民主，鼓励学生研究学问，还支持学生关心学校事务。学生对学校工作之改进有所建议时，他就把议案选登校刊，并择其可行者付诸实行。1917年11月中旬，经蔡先生倡议，《北大日刊》出版。是月23日，顾先生因索购该刊不得，乃牵连其他积弊，遂集合傅先生等10余名同学，作《取览印刷品不便上校长公呈》曰：“自本校逐渐扩充，印刷品日以增多。生等对于学校治理，盼望弥殷，对于出版物，自必竭诚愿睹，用察学校与自身之切要关系。而事务员费审斯旨，以为学生数众，难以遍应，对于请求，视若烦扰，故接待之顷，每每恣情留难。……既违校长整顿之心，更负生等诚笃之望。谨将关于发行印刷品应行整顿事项，条陈数则，伏祈鉴核施行。”此呈既上，翌日之《北大日刊》上即有校方启事，对呈文所述各条均有答复。“此呈所述：已不啻完全办到。……人心称快焉。”学生与校长关系之融洽，由此可见一斑。有蔡先生这般的支持，这班青年学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气益加风发。这样，《新潮》杂志的出版便是势在必行了。

傅先生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文中说：“民国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必要闲谈的。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动生活。再就我们自己的脾气上着想，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所以我们当时颇以这事作谈话的资料。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家洵）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可见在1917年秋，傅、顾等人即有创办杂志的设想，但经费无着，此事乃近乎空想。至1918年秋，由徐彦之先生向陈独秀先生协商此事，得到陈先生支持，允学校承担杂志经费。于是，傅、罗、徐等人集合同学若干，发起成立《新潮》杂志社，请胡适先生作顾问，请蔡校长为之题写刊名。是时顾先生因病休学在苏州老家，但仍是首批入该社的21名成员之一，以后他还介绍了少年时的同窗好友叶圣陶、王伯祥、郭绍虞3人入社。“当时只要喜爱文学并能写白话文章的，就被拉了进去。在五四时期，能写白话文的青年是很少的。”起初该刊的编辑主要是由傅、罗二人担任，它的风格信守：（1）批评的精神；（2）科学的主义；（3）革新的文词。傅先生所作《〈新潮〉发刊旨趣书》指出，北京大学今“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此刊“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批评中国当代学术上、社会上各种问题，鼓吹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向封建势力发起猛烈攻击。此刊与《新青年》相呼应，在当时有广泛、深刻的影响。

顾先生虽远离北京，却时时关注着《新潮》的事业，他以顾诚吾的笔名，为《新潮》作《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二长文（后一文未刊）及若干首新诗，并常与傅先生等人通信议论此刊的现状及发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