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潮

（上接4月26日01版）

顾先生于1918年12月18日致傅先生的信中谈到他对于《新潮》的两点意见：第一“最好是由各社员各拟定所作的题目，互相报告”，以便集思广益，“比较一人单独存想，或四面翻书，得益的多”。第二“要诚信恳挚地做去”“（1）不要文过，（2）不要存成见去反对人，（3）不要捏造说谎。这三种都是现在杂志报纸里易犯的毛病”。他又说：“我辈当自知学问未充，办这杂志是受这新潮流的影响，立对于这社会的观念。拿这观念写出了，给社会看，一半要使社会知道我辈，有这样的心思，在此供献，以备采纳；一半实是就正有道，要取他人的长，来补我辈的短，取他人对于某项问题的思想来比较我辈对于这同项问题的思想。”“我想今日的学问界，不应存一体面的心思，争一个我胜你败。”因为他觉得，自己水平距离改变社会的要求还差得甚远，现在所以肯作文的原故，“并非实施我理想中之‘论’，乃欲请教我理想中之‘问’”。后来傅先生认为此信可供同社诸君参考，便节刊于《新潮》一卷三号，并作《跋》表示对顾先生平和谦虚的态度极为钦佩，但又以为顾先生“只说到一面”。傅先生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态度，不可不温愉，对于自己的主张，却不可不坚决。”“言词务必恳挚，思想可断断不要存些顾忌，对于青年人务必感化，对于学问思想界的偶像，可断断不得不送他入墓。”其实顾先生对于自己的主张是很坚决的，只是态度上更加注意罢了，他提醒性情急躁的傅先生道：“若用简单野蛮强硬之至的手段，去对待人，乃是避难就易。”这是希望傅先生要“勉为其艰”。

顾先生于1919年2月21日致傅先生信中，又提醒他要尊重那些与《新潮》社通信者，他们“是看我们杂志的人里头有自己心思不肯盲从的人”。《新潮》之《通信》栏“就是我们与他们知识上联络的地方，取长补短最便利的所在。我们对他的话，固然不可盲从，但是也不可‘盲不从’”。顾先生信中又对已出版的几期《新潮》所刊傅斯年、罗家伦二人文章多倾向于文学方面而感失望，希望他们多论述人生观以达到“改造思想”之目的。傅先生在回信中表示，对于通信者自当“诚挚公平地对待，绝不会‘一骂了之’”，但对于顾先生轻视文学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思想不是凭空可以改造的，文学就是改造他的利器”。顾先生对于“改造思想”十分重视和热心，他认为“此后的革命，应在教育感化上致力，总得使大家有了自觉心，自己去做事”。《新潮》一卷三号本来预定是“思想问题专号”，顾先生为此专号作《中国近来思想界之变迁观》，但以后从《每周评论》上看到《新潮》该期出版预告的目录，只有2篇是有关思想问题的，他即“大是失望。可见研究学问，实非容易”。

傅先生对于“改造思想”“教育感化”的重要性的认识亦与顾先生相同。他于1919年4月20日致顾先生信中说：“照着我们的主义，一点也不屈挠地做下去，总期引起几个埋没的天才，因而造成风气，以我们理想的社会，换现在的。”《新潮》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宣传，自然招致旧势力的忌恨，视它为纲常名教的罪人，竟要教育部将其取缔制裁，是蔡元培校长挺身而出保护了它。傅先生深知道路的艰难，他在此信中坦荡地说：“至于运命，听社会裁判罢了。若是有意外的危险，也所谓求仁得仁，可以不必挂意了。”

不久五四运动发生，傅、罗等人意气风发，傅先生为天安门集会游行的总指挥，而那日学生游行时唯一的印刷宣传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罗先生的手笔。消息传到苏州，顾先生极为关心，他于5月9日写信与傅、罗二人，劝其将风潮扩大，再同各处兴起的团体联结一气：“现在我们所希望的总得在根本上改动一回，所以需要全国国民赞助的力量正多……所以这回的事非得扩大不可，非得根本解决不可。”“此刻举国民气渐渐腾起，正可就此结合为一国的中坚。至于营私卖国的官僚武人政客，正可就此为肃清的起点。”顾先生对于革命“总主张知识上之自觉，不主张感情上之奋兴”，他很希望以《新潮》为阵地向旧文化、旧思想作深澈、持久的攻击，使人们不能仅满足于遇到刺激时奋兴一阵，过后便依然如故。他甚至期冀“新潮社如有钱，尽可脱离学校，不受政潮及学校私怨的支配牵制，孟真诸君如能任杂志专责，尽可支领薪俸，不受生计及交际上之逼迫驱使”。

诸如傅、罗二人这样的学生领袖，难免不受人诋毁。五四运动后有人在报纸上造谣说傅先生受某个有日本股份的烟草公司的津贴，说他们亲近军阀，因而被同学逐出。当时叶圣陶先生在苏州郊外甪直镇小学任教，看到此等消息惊诧万分，急忙给顾先生去信询问究竟，并要彼立即复信。顾先生深知好友的品性，毫不犹豫地回复道：“孟真、志希被同学逐出，难保无这事，却亲近军阀的行为断断不敢相信。他们若是这样的言行悖谬、志气薄弱，我不但从今不敢相信他人，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了。”“我同孟真相识五年同居一年，他的性情知道得很详细，对于志希虽相识不过一年，因他与孟真来往很密，所以也颇能知晓。”“孟真、志希两人不消说是绝不肯瞻顾世故的，他们见着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就要加以评论——常人所谓之骂——攻击。”“孟真在同班中孤立，而《国故》月刊便是他同班所组织，而且他的同班除了他外无不在内。感情学问既相差甚远，偏又刻刻见面，自然有许多微讽托意之词，自然仇怨渐渐地深固了。”“他们两人最遭人忌的地方便是办了一卷《新潮》，校长何等地扶助他，做的东西何等地受人欢迎，名誉何等地高，销场何等地旺，前途何等地有希望，哪一件不是受人畏忌的根苗。”顾先生因此不免对北大现状感到悲哀：“北京大学人家怎样赞他，说他怎样地爱国，怎样地热心，怎样地有团结力，哪里知道里边党派纷争，私仇固结，排抵强烈至于如此，冤诬有志之士，自杀文化发展力又至于如此。”但他仍一如既往，对新文化运动的前途及五四运动的领袖抱着坚定的信念：“假使我们信了谣言，便是他们在社会信仰力上减少一分，也足阻碍文化的发展。所以我劝你，无论报上发了若干项，总不要信他，学那《战国策》上‘谤书盈箧’的故事，只当没看见，免分我们赞助新潮流精神。”

是年夏，傅先生由北大毕业，欲去英国留学，考虑到《新潮》以后的工作，他与罗先生均愿顾先生在社中任编辑职务。顾先生秋天回北大复学，他因神经衰弱而失眠之症刚有好转，不敢专力作文，故无法任编辑。至11月新潮社改选第二届职员时，罗先生一人任编辑，顾先生任代派赠阅交换事务，并协助罗先生编辑。

是年冬，傅先生赴英，顾先生乘冬假归家之机去沪为傅送行，宿新群旅馆。他二人在分手前曾有一段争论，具体内容现不得而知，仅由顾先生于1920年6月29日致傅先生信中留下一些痕迹：“我在师友中，最敬爱的是你。今年元月在新群旅馆里的一段争论，教我永久做个纪念。我到了灰心失意时把你的话想一想，立刻觉得不应如此。你虽没有详细教我，然而已指示给我人生的途径了。”在对人生、社会等方面的态度上，傅先生的豪放雄健对于温文儒雅的顾先生始终是一种激励。

1920年夏，顾、罗二人由北大毕业。罗先生将赴美留学，欲由顾先生接任《新潮》编辑，并欲助成顾先生治学之志，故托胡适先生在北大为其谋得图书馆编目员一职。罗先生于5月31日致胡先生信中说：“颉刚的旧学根柢，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绝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在前一事上，顾先生不免愧对好友之期望，因《新潮》社中能作文的成员几乎都出国留学，加之蔡校长此时已离校，《新潮》经费无着，工作难以开展，不久此刊便停了。而在后一事上，顾先生却做出巨大成绩。他在北大得天独厚的学问环境中如鱼得水，胡适，钱玄同二先生激发他“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鼓励他“大胆假设”，使他对古史的研究飞快地进行。

1923年，顾先生在胡先生所办《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推翻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系统，引起一场古史大论战。远在欧洲的傅先生受此事刺激，“当时本发愤想写一大篇”寄来参加这场论战，“然而以懒的结果不曾下笔”，但他仍一改几年来懒于给国内朋友写信之状况，自1924年1月始给顾先生写一长信，不过直至1926年10月归国，船到香港为止，还未写完。在这封信中，他盛赞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论：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他认为顾先生在中国古史学中的地位“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他叹道：“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要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请你不要以为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他并希望顾先生能将尧、舜、神农、黄帝、许由、仓颉等等传说中人物“都仔细照处理禹的办法处置他一下子”，又如商汤、周文、周公、孔子等人，其事迹也是历时变的，也可仿此例处置。他还受这理论的启发，虽多年不读中国书了，仍在信中对“几篇《戴记》的时代”“孔子与《六经》”“周、汉方术家的世界中的几个趋向”“殷、周的故事”“《春秋》与《诗》”等问题阐述了自己新颖的见解，达15000言，“其中好些只是你这论的演绎”。这封写了3年而未写毕的长信充分显示了傅先生对顾先生炽热的友情以及他的博学多才。不过由于多年不读中国书，傅先生对自己的这些见解不敢自信，不愿发表；而顾先生则认为现在既是“处处在荆榛中辟路，只求大体不错，不必有如何精密的结论”，应该将自己的见解“随时发表”，以博当代学者的批评，“互相补益匡救”。以后顾先生将此信刊于他主编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傅先生见之，“终不以为可”。待1930年顾先生编辑《古史辨》第二册时，仍收入此信而节去其对古史之见解。此乃后话。

后来顾先生又将所作《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论文寄傅先生请其批评，希望多听到不同的观点，因为“这是给予我修正自己思想和增进自己学问的一个好机会”。傅先生对于顾先生文中与自己相同的观点自然“很可快乐”，但更希望“我们的想头不同，才有争论”。他留欧期间，不仅治历史语言学，亦治数学、物理学、心理学，深通科学方法，眼界自然较顾先生宽广，他指出顾先生文中常犯一种毛病，“即是凡事好为之找一实地的根据，而不大管传说之越国远行”，他又指出其文中涉及自然科学概念不当之处，以及所引史料待辨伪之处，等等。傅先生的这些批评以后均被顾先生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及《古史辨》第二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