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碑刻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书法艺术的浓缩，具有原始性、真实性的特点，能比较真实地保存所承载的历史文化面貌，是研究历史文化及社会变迁不可或缺、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文庙，是古代祭祀孔子和进行儒学教育的场所，是礼制庙宇与官方学校合二为一的建筑模式，也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是孔孟之乡，人们对孔子非常崇拜，很多地方有文庙，包括茌平区。

5月14日，在茌平区博物馆，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茌平区府前广场遗址出土碑刻拓片专题展览”正在展出，此次展览以元明清时期碑刻为基础，较全面地展示了茌平文庙的旧时情况。

“2020年至2021年，府前广场遗址共出土碑刻16通，其中元代碑刻1通、明代碑刻3通、清代碑刻12通，基本展现了茌平文庙重修的历史事实、儒学教育、科举制度和经济发展情况。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对这些碑刻进行了修复和整理。举办这次碑刻拓片专题展，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真实全面地了解我们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茌平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兴栋说。

重修文庙不光是因儒学兴盛，也是官员升迁的考核标准之一

汉代以来，儒学教育是历朝历代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朝廷通过广设学校和各种乡里组织推行儒学教育。政府对儒学教育的组织、人员、经费、场所、内容和时间都有明确规定，目的是“宣明教化，以亲万姓”。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国家对儒学的提倡，百姓学习热情高涨，尤其是一些贫寒子弟通过读书科考，最终步入仕宦阶层。立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茌平县重修儒学记》碑文不仅证实了这一说法，还表明当时茌平儒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发展。

明清时期，儒学的教育场所包括学宫，即各地文庙。文庙既是士子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也是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庙宇。《茌平县重修儒学记》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也体现了政府对儒学教育的重视。这批碑刻中，有一通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碑，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文庙作为儒学教育场所的重视。

《茌平县重修庙学记》碑立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时任南京户部尚书张第撰文，此碑主要讲述了文庙重修的原因。一是文庙建筑损坏；二是明初朱元璋对学校极其重视，并将学校教育作为官员考核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重修文庙成为地方官员的政治任务，也是官员升迁的考核标准之一。

茌平文庙自金至清修葺二十七次

碑刻除了记录明清时期茌平捐资助学的良好风气、地方政府对重修文庙的重视程度和儒学兴盛的局面，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东昌路茌平县重修庙学记》、清康熙七年（1622年）《重修茌平县学记》等四通碑刻还记录了元明清时期茌平文庙的设置沿革和历史变迁。

茌平文庙唐宋时即已存在，原在县治南，金正隆年间知县孟醇徙县治西北，承安年间又徙于东南，即今文庙旧址所在。

元初县尹张公荣因旧地而作庙，重建大殿两庑、重修神门；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县尹姜居正建讲堂；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县达鲁花赤抹兀、县尹侯永祚重修并置祭器，这些在李谦撰写的《东昌路茌平县重修庙学记》中均有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年）抹兀重治，藏书五千卷，庙学有阙者次第修葺之……这些在梁宜撰写的《重修宣圣庙记》中得到了证实。元末，茌平文庙再次毁于兵燹。

明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戴文郁在旧址重建文庙，增建讲堂；宣德五年（1430年）知县黄瓒复建；景泰元年（1450年）教谕朱信移学门南向……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张第撰写的《茌平县重修庙学记》中，记录了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知县王国弼重修，移敬一亭于大成殿东。《茌平县重修儒学记》碑文中则记录了明万历二十年秋知县萧淳对茌平文庙进行重修。而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知县李凤翔重修茌平文庙的事情，则在由王国宾撰文的明万历四十年碑（失题名）中被记录。

在清代，顺治八年（1651年）知县崔钰始修，于康熙四年（1665年）知县邹之璜任时告成，这些都见于康熙七年（1668年）王曰高撰写的《重修茌平县学记》碑文中。

“茌平文庙自金至清五百余年间，有据可考的修葺就有二十七次，可见古人兴学之心坚，文脉传承之艰难。明清重修文庙碑刻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元明清县域文庙的设置沿革、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李兴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