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西龄

1964年6月，我从茌平一中高中毕业，考入山东大学化学系。开学时，我带上必备的学习、生活用品，独自一人先坐长途汽车经高唐到禹城，再转火车到达济南。刚出济南站即看到“山东大学新生接待站”大幅标语。接待新生的人员多为往届学生，也有老师。我和同学们一起乘坐接待站的汽车到达山大。

当年山大概况

那时的山大分新校和老校两个校区。老校即目前的洪家楼校区，新校即目前的山大中心校区。洪家楼校区原是山东农学院。1958年山东农学院迁到泰安，校舍便由从青岛迁至济南的山大占用。因容纳不下所有师生，山大便另建了新校舍，称为新校。

那时，山大共9个系，即中文、历史、政治、外文、数学、物理、无线电电子（简称电子）、化学、生物。在9个系中，除政治系（分政治、哲学、经济学三个专业）学制四年外，其余均五年学制。

那年学校录取新生800多人，全校学生总数3800余人。其中，化学系共招新生105人，分为3个班。

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是颇有名气的革命家、教育家成仿吾。成校长早年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文学团体“创造社”。他是早期的共产党员，还是《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的翻译者。抗日战争时期他是陕北公学的校长。成校长掌握德、日、英、俄、法5国语言，是曾经参加长征的唯一一位教授。我们入校不几天，他便给我们作了回忆长征的革命传统报告。

那时，山大的学生宿舍没有暖气，但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等均有暖气。

我们学生的口粮（成品粮）是每月15公斤。伙食费每月14元（当时猪肉1元／公斤）。那时规定，凡家庭收入人均超过15元者不享受助学金。我班（35人）有5位同学不享受助学金，全部自费上学，其余同学都有多少不等的助学金，助学金最高者是每月18元。我的助学金是每月15元，除支付每月14元的伙食费外，还有1元的零花钱。在那个粮食不能放开供应、国人温饱没有解决的年代，这让我深感大学生活好得很。

爬黑板

在课堂上，学生大都怕老师突然提问，更怕爬黑板。“爬黑板”是老师让学生到黑板上书写回答问题的俗称。

我们的课程都是全年级同学一起上。上第一堂俄语课时，老师走上讲台，首先自我介绍：“我叫马维庚，给同学们上俄语课。”然后又说：“你们是从不同高中考上来的，我了解了解情况。”他拿出3张纸条，念了各纸条上写的问题，接着说，“让3位同学到黑板上书写回答。”

顿时，整个教室安静异常，人人紧张起来。我干脆低下头期盼别叫着我。正当我庆幸前两个名字不是我时，刹那间，只听第三个名字正是我。我硬着头皮走上讲台，用粉笔书写答案。好在，问题都答上了。我刚要转身走，这位老师叫着我的名字说：“你高考俄语成绩是85分，正好是你高考各科成绩的平均分。”这位老师的意思好像是说，叫你上来回答问题是因为你有代表性。

那时的高考，只公布考生录取于何高校，不公布成绩。高考分数被国家定为“绝密资料”。一直到1978年3月8日，邓小平指示“要公布高考成绩，这是堵后门的最好方法”。这样，从1978年高考起才开始公布考生高考成绩。

我们那年高考理工科的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政治，满分各100分，总分满分为600分。这位老师说我的高考总分是510分。

从和同学们的交谈中知道，马老师参加了我们那年高考的阅卷工作，也参与了学校的录取工作。

治疗“鸡眼”

高中毕业时，我就发现右脚一侧鼓起了个小包，小包呈圆形，硬硬的，表面光滑，稍微一碰疼得厉害。由于不是长在脚底板上，并不影响走路，所以一直没管它。进入大学一个月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校卫生室。接待我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她很干脆地告诉我：“‘鸡眼’能治疗。”我便说，等改天我换了鞋袜（含洗脚之意）后再来吧。她一把抓住我微笑着说：“不用，脱鞋袜！我看看！”顺手把我按到椅子上。她俯下身，还没等我行动，便快捷地脱掉我的鞋袜，说：“‘鸡眼’长得这么大了！”接着便开始治疗：先在一块胶布上挖一个小圆洞，然后将胶布粘到“鸡眼”上，使胶布的小圆洞正好显露出“鸡眼”的核心部位，然后在“鸡眼”的核心部位涂抹上药膏（记得是她当场调配的），再用纱布、胶布包裹牢靠，最后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啦！晚上也不要脱袜子，一周后再来。”我谢过离开。

第二天却被通知全年级到乡下劳动一周，因不影响干活，我也没说出正在治疗“鸡眼”这事。

返校的第二天我便到医务室，正好见到了那位医生。我很难为情地实话实说：“不但没有脱袜，也不能洗脚，还赶上到乡下劳动一周，还有法治疗吗？”她仍然很亲切地微笑着说：“没关系，坐下，能治疗。”她俯下身子说了句“会有点疼，忍着点！”我说：“没关系，我不怕，您大胆治吧！”她花较长时间，用专门的镊子、药棉等物品，将“鸡眼”核心位置被腐蚀的烂肉全部挖出，逐渐露出一根像针头一样的黑色骨刺，然后将骨刺用镊子拔出，并举着让我观看。再用消毒药棉、胶布将伤口包裹后，她站起来说：“好啦！穿上鞋袜吧，五六天就能长好。”

果然，“鸡眼”一周后痊愈了，完全和没长“鸡眼”前一样，也没留疤痕。这“鸡眼”至今也没复发。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我下课回宿舍的路上忽然遇上这位医生，还没等我开口，她便说：“可爱的小同学，‘鸡眼’好了吗？”我赶忙回答：“完全好了！真是太感谢您了医生，我再也不受‘鸡眼’的折磨了！”后来我们由老校搬到了新校，再也没见过这位可亲可敬的医生。

事情虽然已过去了近六十年，但我仍怀着崇敬的心情如实写出治疗“鸡眼”这事，是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位敬业而可亲的医生，她的爱心使我真切感受到母亲般的亲切和温暖。我会永远祝福她。

在校广播站工作

1965年秋开学不久，我被选拔到新校广播站工作。广播站分为三个组：编辑组、播音组、机务组。我是机务组成员。机务室是个大房间，有广播用的各种器材和维修工具。如扩音机、录音机、电唱机、唱片、录音带等等。其中扩音机两米多高，据说和县城广播站用的相当。

在老师指导下，我当场学会了各项操作，并开始值班。每周值班两天，完全在课余时间。广播站各档次的时间和播放内容，都是学校严格规定好的，必须按规定时间播放，也不能让噪声、杂音放出。主要播放时间和内容大致是：早上起床后播放广播体操及每周一歌；三顿饭时间播放各系送选的稿件或学校的重要决定及每周一歌；课外活动时播放歌曲、戏曲（由机务员从众多唱片中选取）或学生的稿件；晚七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个节目是全国各级电台、广播站必须转播的内容，相当于目前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广播站内容的播放大都只由一位机务员操作完成。播音员播放的稿件大多数是事先录制好的。播音员常约我给他们录制播音，因为他们感觉我能在他们播错时把纠错、重录等工作做得天衣无缝。

通过在广播站工作，我不但熟练掌握了有关广播的各项知识和技能，也掌握了有关电的使用知识和安装技能。这对我以后的工作和家庭生活都很有益。特别是1971年底，我被分配到聊城地区师范学校后，兼职学校宣传工作，面对校广播站机器三天两头出毛病、大喇叭烧坏等情况，我手到病除，维护其正常运转，并选拔学生组建起编辑、广播和机务三个组，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深受学校领导及师生好评。

（本版图片由闫西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