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潮

（上接5月5日02版）

二

1926年底，傅先生到广州中山大学就任文学院院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并筹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他和学校延聘有名教授，其中包括顾先生。当时顾先生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任职，虽接傅先生多次来信邀往，一时不克应命。不久国学研究院被学校停办，顾先生乃赴粤应傅先生之招（不料为这事竟激起了一番波澜，经傅先生和学校多方设法解决，风浪方平息。此间是非曲直当容另议）。1927年春、夏，顾先生去江、浙一带为学校购书，秋间返校，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并与傅先生同办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顾先生主编《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作《发刊词》曰：

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服于前人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这些看法亦代表傅先生的观点，以至后来有人以为此乃傅先生的手笔，由此可见他们二人在大方针上是一致的。但因为经历、志趣、性格的不同，又是首次在一起共事，他们之间自然有不和谐之处。

顾先生在中大发起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会丛书及《民俗》周刊，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以北大征集歌谣为开端的民俗学运动传播到祖国的南方。傅先生也是民俗学会成员，但他对民俗学丛书不感兴趣，认为其“无聊”“浅薄”，他认为“大学出书应当是积年研究的结果”。而顾先生认为傅先生的观点“在治世说是对的，在乱世说是不对的；在一种学问根基打好的时候说是对的，在刚提倡的时候说是不对的。现在的人，救世不遑，哪有人能做积年的研究。所以拿了这个标准来看，现在讲不到出版。但是我们不出版，一班可以继续我们工作的青年便得不到诱掖引导的力量而要走到别方面去了，他的这一方面的才力便不克发展了”。“民俗学是刚提倡，这一方面前无凭借，所以我主张有材料就可印。”他们在这方面的分歧主要是在于经历的不同：傅先生自1920年初留欧，至1926年秋方归国，未介入北大的民俗学运动，对大众文化不免有隔膜。顾先生未出国留学，积极参与北大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的工作。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启发，敢于将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宗教和高文典册中的经学、史学放在平等的基础上作研究题材，取得突出成绩，被称为“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路人”；他又用民俗学材料去印证古史，创获甚巨。他对于大众文化极为重视，并很有感情。

顾先生到中大后，为授课及研究所事务，花去了几乎全部精力，而自己没有作成一篇研究文字，就连读书笔记竟也来不及记了，这与他一向追求的研究学问的境地大相径庭。1926年，他因北大欠薪过多，身负2000元债务，难以维持清苦生活不得已南下，“为贫而仕”；现在债可还清了，他便想离开中大去追求他的真生命——治学了。1928年春，燕京大学邀顾先生从事研究工作，他觉得这甚合自己宿愿，便答应了，并告与傅先生。彼极为反对，责备顾先生忘恩负义。顾先生怕伤其感情，对彼说：“只要你供给我同样的境遇，我可不去燕大。”恰巧那时中央研究院的聘书寄来，请傅、顾二人参与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顾先生就接受了，辞了燕大。但由此二人间的关系渐有裂痕，傅先生几乎将顾先生视若“叛党”。顾先生在1928年8月20日与胡适先生信中谈及此事时说：“我若是要名要利，则中山大学所以待我，孟真所以为我设法者确已不薄。我应当感激不已，却之不去。不幸我的目的不在名利而在别的。我便不能因有饭吃了故而舍弃我的真生命。”“照现在这样做下去，不到五年，我是一个落伍者了。我完了，我除了做学阀之外再没有别的路了！所以这一关，我一定要打破，一定要在别人看为‘得意’的环境中挣扎奋斗！孟真是极聪明的人，乃不能理会我这一点，一定要我在他的支配下过生活。结果不但支配无效，反激起我回想在北大研究所时的甜梦，怨恨我的自由已为名缰利锁所囚禁了！”

早年二人在北大同窗之时，谈及志向，顾先生谓最强者乃知识欲，傅先生谓最强者乃政治欲。以后二人确实是朝各自的方向发展。傅先生博学多才，知识欲不谓不强，然他极具办事才干，甚欲在学术界成为领袖人物，做出一番事业，当然愿顾先生与他同舟共济，助他一臂之力。然而顾先生一心想回到自己的学问天地中，他“生性倔强，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能听从任何人的指挥的”，傅先生愈是要“支配”他便愈使他“回想在北大研究所时”自由地研究学问的生活。他说：“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可见他把治学看得比保持旧情重要。

1928年春，傅、顾及杨振声3人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在广州筹办该所。商议此事时，傅、顾二人各有一番设想：傅先生在欧洲7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顾先生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资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二人意见不同，而傅先生脾气暴躁，不免有家长作风，顾先生亦生性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二人始破口相骂，幸赖杨先生等人劝解而止。顾先生自我分析道：“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因为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强，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肯放弃。（2）急躁到极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质亦足相拂戾的，是我办事太欢喜有轨道，什么事情都欢喜画了表格来办；而孟真则……太无轨道。又我的责功之心甚强，要使办事的人都有一艺之长，都能够一天一天地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业。孟真则但责人服从，爱才之心没有使令之心强，所以在用人方面，两人的意见便时相抵触。”

这段话的确讲出了二人办事的特点。顾先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这对于他研究学问很有利，使他不迷信任何偶像，勤于思考、勇于怀疑，使他具备在史学上有所成就的基本素质；而当他与别人配合工作之时，这种秉性无疑是不利的。并且他也知道自己在“世务上”显得“平庸”“急躁”“优柔寡断”，与“研究学问的时候”所表现的“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心，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简直判若两人，因此也怕办事。但是顾先生信守承诺，一旦办起事来又极认真，“太欢喜有轨道”，如同自己做学问那般；然而办事就必须有灵活性，总不能都依了预定的计划“画了表格”来办。他说傅先生办事“无轨道”，实则是傅先生办事灵活，他不理解，这正反映他自己处事态度固定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另外，顾先生的确爱才如命，希望所用之人均能依自己的长处发展，他从不对人发火，极少责备人，可是若要领导一支队伍去“成就一件事业”，在用人方面自该有一定之规，不可能全凭人们的兴趣自由发展。傅先生“责人服从，爱才之心没有使令之心强”的道理即在于此，这也是他日后对于史语所的组织建设立下卓越功绩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因为顾先生有如此不适宜办事之处，傅先生虽欲其留在身边共同承担重任，却又不欲其管得太多，故二人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以后他们又共同商讨、制定该所各项规划，傅先生就任该所所长后又推顾先生任文籍考订组主任，但二人间因此次冲突而有隔阂。顾先生认为傅先生“脾气太坏”“怕和他开衅”，于是又“畏而远之”，加大了二人间的裂痕。这期间胡适先生曾想为二人调解，他劝顾先生不要因骄傲致树敌。顾先生在8月20日复信中直陈两年中之痛苦及对傅先生的看法，并请胡先生不要将信中对傅先生不满的话告与彼。但后来傅先生在胡先生处仍得见此信，甚不满意，结果导致二人又吵一架，15年的交谊臻于破灭。1929年初，顾先生致函蔡院长及傅先生，请将其改为中研院特约研究员，不再直接参与史语所事务。

这样，二位新文化运动中的挚友终于分手了，但他们在背后、在学术界始终称颂对方的成就与才华。（全文完）

（顾潮，顾颉刚先生之女，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文史哲》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