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世霞

轻轻拂去泛黄照片上蒙覆的尘埃，父亲和叔叔从岁月深处走到眼前，那熟悉的身影与我近在咫尺又远在隔世。照片里的容颜已然模糊，可父亲与叔叔一生的相知相交，如昨历历。

叔叔姓蔡，名润民。父亲名文山，单字鹏。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在各自家中以织布为业，叔叔居东关大街路北，我家在运河沿岸小码头，两家步行不超过10分钟。1952年，聊城成立纺织同业公会，父亲被推选为同业会长和城关区工商联委员，父亲的留书明确记载着我家的营业牌照为“德盛织布厂”，此时的父亲与叔叔已是多年交往的朋友，并结为异姓兄弟。

1955年政府实行公私合营，改造私营工商业，父亲和叔叔响应号召，带着自家的机器设备等全部家当加入棉织社，成为一个厂的同事。当年他们均已是拖家带口的一家顶梁柱，由原来以执业收益支撑家庭，到靠一个人的工资应付全家开支，加上孩子陆续出生，生活负担日益加重。入社后的几年，父亲因懂业务、有文化、出身好，颇受领导器重。随着棉织社迅速发展成毛纺厂，官僚作风也迅猛滋生。父亲秉性刚正，心直口快，引起厂领导不满。后来，父亲被厂领导从保管会计岗位调整到车间织毛衣，还被取消了福利待遇。在众人孤立父亲时，叔叔始终站在父亲身边，也被从科室调到车间。让叔叔无辜受连累，父亲心中甚是不安，叔叔反而宽慰父亲，称自己清楚是非观念，并无半点怨言。

上世纪60年代，各家各户都很贫穷。一年临近春节，寒风萧萧，家中柴米无着，五六个孩子嗷嗷待食，母亲和婶子均一筹莫展。万般窘困之际，叔叔跟父亲提了个建议，让事情有了转机。之前他们共同的朋友董某，在老城区开有一家修表店，表店失窃，丢失一款价值不菲的手表，因此无法向主顾交差。知道叔叔有块同款手表，店主求助叔叔，将手表抵给了客户，但之后很长时间不再提及此事。叔叔面薄口钝，怕伤了朋友和气，不好意思追要，便一拖再拖。眼看两家人年关难过，叔叔建议父亲出面协调。父亲年长几岁，且在一帮朋友中有些威望，很快对方给叔叔送去15块钱抵作表钱。叔叔默默将其分成3份，自家留了5块，给我家送来5块，又以父亲和叔叔两个人的名义，给同样窘困的国平叔叔家送去5块。救急的15块钱，让3家人过了一个寒酸又温情的春节。

后来，当年的厂领导因经济问题被查处，父亲和叔叔又回到行政岗位。领导换了几届，父亲的正直依然故我，境遇就像电视剧一样情节跌宕：班子成员——锅炉工——办公室——蹲牛棚——工会主席——班组长。几十年间，叔叔的境况与父亲同频共振，可无论如何，他们的友情不变。叔叔多年从事供销业务，经常出差。在那个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年代，叔叔每次出门必到我家辞行，与父亲一番攀谈的同时，在小本本上记下要捎买的东西。姐姐的第一件的确良褂子，我的第一双软塑料凉鞋，都是叔叔从外地捎来的。记得刚兴铝锅时，叔叔出差给我家捎来一口直径32公分双层箅的铝锅。十几岁的我看着那锃光瓦亮、薄如蝉翼的钢精锅稀罕万分，瞅瞅银白的色泽，摸摸光滑的表层，伸手想掂掂分量，因习惯了铁锅的沉重，用力过猛，锅盖一下掉到地上，摔出个凹坑。父亲当即怒斥：“熊孩子！这锅是花我半个月的工资买的，这么大个锅你叔叔背回来费多大劲啊？还没用就叫你给摔了！”我记不清那口锅用了多少年，但知道父亲换过几次锅底都没有淘汰它。父亲与叔叔间的情谊，渗透到了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无论是娶媳嫁女，还是年节粥食，无不彼此参与。

家中有一张照片是父亲与叔叔1994年10月在聊城公园花坛前的合影，两人并肩而立，霜染须发，一身板正的中山装，笑容温和。这时父亲和叔叔均已退休，每月靠160元退休金维持生活。毛纺厂在他们退休前已发展成千余名员工的国营大厂，而在他们退休后又改制成了股份制民营企业，渐趋萧条。这种情况下，父亲写下一副对联赠予叔叔：“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他们释然了一切，唯存彼此的真情，慰藉着心灵。

意想不到的是，叔叔竟在一年半后溘然离世，父亲痛彻心扉，一首《悼润民贤弟》展现了他们几十载的深情厚谊。

维公元一九九六年岁次丙月，愚兄程文山谨以悼诗一首，敬呈贤弟灵前，愿弟在天之灵，听愚兄以表情怀：

平生爱交友，润民最相投。

贫困相与共，患难互担忧。

肝胆照日月，义气耀千秋。

高山流水吟，悲泪心底流。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