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祝伟康

登光岳楼东望，如果晴空万里，仿佛能看到泰山，所以清代的施闰章有诗云“泰岱东来作翠屏”。提起泰山与聊城的关系，典故可太多了，今天先从一通石碑谈起。

泰山南麓有岱庙，也称岱岳庙、东岳庙、泰山庙，古代帝王封禅或祭祀山神，大多在这个地方。岱庙正阳门内，有一座形制颇大的石碑，高9.25米，宽2.1米，即著名的“宣和重修岱岳庙记碑”。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立，碑文记载的是宋徽宗历年修缮岱庙的情况。可惜的是，因为时代久远，多数碑文已经漫漶不清，只剩下庞大的龟座、高大的碑身静静地诉说着北宋当年的繁华，见证着近千年历史的变迁。这座碑的碑阴，原本镌刻的是历代岱庙官员的姓名，其中宋代15行、元代5行。到了明代万历十六年（1588年），山东巡抚李戴、巡按吴龙徵题“万代瞻仰”四字，于是这20行岱庙官员的姓名就被磨去了。

万代瞻仰，既是指瞻仰泰山，也指瞻仰岱庙，可能也指瞻仰孔子的德行，毕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四个字含义极深，因此等闲之辈不能下笔，必须要请擅长书法的人来写。他们想到了田东作，其当时担任“起居注办事中书”。

田东作是莘县人，民国《莘县志·选举志》记载，“田东作，举人（田）甸之子，善书法，考选起居注侍直中书，岱巅有万代瞻仰四字遗迹”。旧志记载内容很少，而且也有讹误，比如，“万代瞻仰”四字遗迹，其实不在泰山之巅，而在岱庙之内。

关于田东作的生卒年月，已经不可考据，依据各种资料，大致可以这样描述他的一生。田东作的父亲田甸，是嘉靖七年（1528年）山东乡试举人。山东乡试按例取75人，田甸正好是第75名，可以说是压线中举。田甸最后以举人的身份，到河北任丘做知县，后升任巩昌通判、河间通判。辗转多地为官，田甸的名声不错，《莘县志》说他“以廉静称”。既廉且静，对负责粮运、河务或捕盗等事务的通判来说，算是很高的评价了。

因为父亲为官，田东作以“官民子弟”“世业子弟”的身份，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进入四夷馆学习。四夷馆负责“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最开始明确选择国子监学生学习翻译，后来逐渐不限于国子监学生，开始招收官民子弟，尤其是世业子弟。世业子弟，一般指四夷馆内教师或译字官的子孙。但从目前资料来看，未见田甸习译，因此田东作的“世业”暂不可考。

田东作进入四夷馆习译，成为一名译字生。有学者考证，当时译字生的待遇为每月柴折银一钱二分五厘、肉折银二钱四分、饭米一斗六升，还有每年的酒米64斗、盐130斤（闰月加15斤）、纸75张、笔6支、墨3锭。

据《大明会典》记载，译字生“三年后考中，食粮，月给米一石；又三年考中，冠带，为译字官；又三年考中，授序班职事”。到万历四年（1576年）的时候，张居正充任“纂修大明会典总裁”。为了保障编纂工作，张居正调选了一批人才，其中就有“译字官序班”田东作。序班是从九品的官职，能担任此官职，说明田东作这些年来每次都能通过考试和考核，并因成绩优秀进入《大明会典》的编纂队伍。

万历年间重修《大明会典》，自万历四年开始，到万历十三年结束，万历十五年刊行，用时颇久。可能是在《大明会典》修撰过程中有功，也可能是因为书法出众，田东作考选了“起居注办事中书”（《莘县志》中说是侍直中书）。万历十六年，已经任“起居注办事中书”的田东作受邀写下“万代瞻仰”四字，当时的泰安知州刘从仁负责刻石，即如今依然矗立在岱庙中的“万代瞻仰”碑。碑文硕大，字径超过一米，红色覆底，今天看来依然动人心魄，的确是上好的书法作品。

如果有机会去岱庙，可以参观聊城先贤的翰墨精品。其实，在岱庙中还有一座颇有意义的石碑——大宋封祀坛颂碑。撰文的也是莘县人，即宋真宗时期的宰相王旦，三槐王氏最优秀的代表人物。那是另外一段故事了，有机会再谈那座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