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仁国 张明立

右边两张图片，大图是1979年阳谷县安镇（今安乐镇）南街大队党支部书记与第七生产队委员会成员合影。小图是第七生产队植棉组成员及其帮忙拾棉花的亲属合影。

1979年秋后，南街大队第七生产队18名妇女平均每人分得现金73元，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街大队农民的第一笔收入。

1979年春，“五定一奖”（“五定一奖”责任制，即定劳力、定地段、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到作业组，超产奖励）作业组散了后，原来的超产奖励政策取消了，严重打击了群众干活的积极性。这18名妇女情绪低落下来，干活也不再使劲，因为按过去的记工方法，妇女劳力再强，也是一天记八分半，有的家里事多，体弱的只能记六分。看着她们干活磨洋工，队长说：“还是按照先前的政策进行超产奖励。”这些妇女又加劲干了起来。棉花坐桃时，棉铃虫见桃就钻，把花蕊吃了，需要打药。她们天不亮就下地打药，干到天亮时已打了三桶药，喝一碗稀饭又接着打，中午也不休息，甚至有的倒在地里吐白沫，被人救过来休息一会儿继续打。

棉花长势越来越好，就要摘花了。估摸着这些妇女要拿钱了，队里的人不愿意了，说这十几名妇女能分百十块钱，那不反了，给她们每人扯件的确良小褂哄哄就行了，哪能当真？这时南街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玉亭还为第二天的植棉任务落实不下去而发愁，听说七队的棉花种得好，像遇到救兵似的，马上跑到地里查看，并要求会计算出账来，第二天把十个生产队的队长召集起来开现场会。

这18名妇女要求按合同先算账，把所得奖金按一半先发下去，生产队贫农组长与保管员死命顶着，不肯兑现。

晚上账算不出来，第二天便没法开现场会，刘玉亭急了，深夜11点赶到队里，让会计算账。贫农组长与保管员尽打岔，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刘玉亭看出他们是不想兑现，气得一拍桌子，火冒三丈：“你们糊弄群众还想糊弄我，今天算不出来，明天撤你们的职。不换思想就换人，能当干部的不止你们几个。”队长出来打圆场说：“你们不要绕弯弯了，算吧。”不到一袋烟工夫，数字就蹦了出来，平均每人奖励现金73元。

第二天上午，南街大队十个生产队队长都来了，刘玉亭大嗓门喊开了，不是我抬举这18名妇女同志，是国家需要棉花，都干活不下力气，磨洋工不出产量，城里人吃啥、穿啥，你们用什么养活一家老小？经过了春，经过了夏，大家看清了吧，还是靠责任制，要包产到户，联产计酬，不用这办法不行。

这18名妇女当场领到现金，多的90元，最少的也有67元，并要求队长照张合影留作纪念。等其他队的队长走了，队长叫来南街大队摄影师张丕成，拍下了这两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