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于新贵）“清朝时期，聊城坊刻印书业十分发达，并借运河之利将书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当时的北方坊刻印书中心。”8月28日，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何朝晖教授在聊城大学举办的“清代东昌府坊刻的特点与意义”讲座上说。

现有资料证实，光绪年间，聊城坊刻印书业发展至巅峰，以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四大书庄”为代表的近百家书庄遍及古城东大街、东关街和清孝街，刻印了千余种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各种书籍。

何朝晖教授常年研究东昌府坊刻印书，并取得重要成就。他认为，明清时期，得益于京杭大运河，聊城经济繁荣，文运大开，私塾众多，尤其是堂邑刻版工匠为坊刻印书提供了支撑。聊城的坊刻印书业盛极一时，并与南方坊刻平分秋色。这是中国北方较为罕见的文化现象，聊城也因此成为清代北方坊刻印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