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军豪

汪蔚经历丰富，在新县是个名人，现在县政协文史委工作。

9月14日，回到宾馆后，黄玉新拨通了汪蔚的电话。黄玉新没想到的是，他说明来意后，汪蔚非常热情，说马上到宾馆与他面谈。

十几分钟后，汪蔚就来到了黄玉新的房间。

更让黄玉新没想到的是，汪蔚落座后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来晚了。”听到汪蔚此言，黄玉新又惊又喜：“难道您知道我伯父的下落？”

“黄吉利烈士很可能是我岳父的战友，应该就安葬在沙窝镇烈士陵园。”汪蔚说。

汪蔚的岳父叫赵奎山，1947年随刘邓大军来到新县。1948年，刘邓大军撤出大别山，留下部分干部战士转为地方武装，赵奎山就在其中。

汪蔚说，虽然历史上新县以及大别山根据地牺牲了很多将士，但1948年到1949年牺牲的人却很少。

当时，新县分为新东和新西两部分，沙窝区属新东，留在新东的战士属新东大队。赵奎山曾多次回忆说，新东大队在沙窝区只牺牲过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他的战友，因而他记得十分清楚。

“每每提及牺牲的战友，岳父总是很伤心。”汪蔚说。

大约1978年，时任潢川县委常委、人武部副部长的赵奎山在潢川制作了三块烈士碑，用架子车把烈士碑从潢川拉到沙窝镇烈士陵园，立到三位烈士的墓前。之后，赵奎山还多次率子女前去祭奠。

听到这里，黄玉新十分激动，忙问这三块碑还在吗？汪蔚遗憾地说，老爷子当年立的碑都不在了。

2014年，沙窝镇烈士陵园重新整修，统一为烈士换了新碑。其实，黄玉新前一天已经去过沙窝镇烈士陵园，没有见到那三块墓碑，但依然忍不住发问。

随之，汪蔚打电话跟妻子核实了一下，三位烈士中，他们只记起一位谢姓烈士的名字，其他两位烈士的名字不记得了。

汪蔚说：“黄吉利烈士很可能就安葬在沙窝镇烈士陵园。”因为沙窝镇烈士陵园于1952年建立，1962年进行了统一整修，散在沙窝镇各地的烈士墓都已集中迁至此处。“由于进行过几次整修，目前难以确定具体位置，但黄吉利烈士应该是葬在第一排无名烈士墓所在的位置。”

虽然对于汪蔚关于黄吉利烈士安葬在沙窝镇烈士陵园的说法十分认同，但黄玉新还是想找到更多印证。

当天，黄吉利战友杨少平的小儿子也与黄玉新取得了联系，并提供了一条关键信息——杨少平1949年5月曾任潢川县第九区区长。

无论杨少平给黄吉利老家人写信告知黄吉利牺牲，还是赵奎山为三位战友立碑，都证明他们对这个时期牺牲的战友的信息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杨少平的小儿子提供的这个信息进一步印证了汪蔚关于黄吉利烈士安葬在沙窝镇烈士陵园的判断。

之后，黄玉新又给晏慎钧老人打去电话，老人当即表示愿意见面谈。十几分钟后，黄玉新与老人见了面。

晏慎钧是20世纪60年代从河南大学毕业的一名高才生，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很清晰。晏慎钧说，当年刘邓大军中留下来的山东干部很多，他有一位好友的父亲就是山东人。当年高考时，这位朋友因被保送兰州大学而免试，就把自己的手表借给晏慎钧用，方便他在考场上掌握时间。因此，他对山东人有很深的感情。

聊天过程中，晏慎钧向黄玉新讲述了很多当年发生的事，其间几欲落泪。不过，遗憾的是，他没能提供关于1948—1949年间被国民党反动势力杀害的干部战士的资料。

新县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李正学告诉黄玉新，沙窝镇有一位多年从事民政工作的民政所老所长，可能了解其中的一些情况。

黄玉新还了解到，沙窝镇烈士陵园由沙窝镇代管。那么，找到这位老所长，是不是就能找到赵奎山当年立的烈士碑的下落？找到那三块烈士碑，是不是就能找到黄吉利确切的埋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