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洪山

光岳楼是聊城的象征。陈镛是光岳楼的建造者，因此他的身世也备受关注。以前，我们仅能从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版《山东通志》得知关于陈镛的简单记载：“陈镛，洪武初为东昌守御指挥佥事。东昌旧土城，镛始甃以砖石，树楼橹，作潜洞、水门、暗门之类。又作光岳楼，肇建平山卫治，凡军旅备御之事多所更定。在镇十有二年，军民安乐，有古良将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版《东昌府志》中也有上述记载。

后来，笔者得知，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十月，“升平山卫指挥佥事陈镛为浙江都指挥佥事”（《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六），才知他从东昌府去了浙江。

但是，他来东昌府前和离开东昌府后的情况，仍不得而知。

不久前，文史界朋友转给我两篇文章，是为郑元直所编“陈镛文录”写的序。两篇序言的作者分别是明初名士徐一夔、苏伯衡。两篇序言对陈镛来东昌府前和离开东昌府后的经历有所记述。与《山东通志》《东昌府志》相比，两篇序言对他在东昌府期间的活动记载更丰富、更具体。

为“陈镛文录”写的序

先说郑元直与陈镛的关系。苏伯衡在序中说，陈镛在浙江“辟塾延致会稽郑元直先生使诸孙师焉”。也就是说，为教育诸孙，陈镛成立私塾，并请当时浙江名士郑元直任教师。

据徐一夔序，郑元直见到陈镛，得知“在镇（东昌）时，大夫、士之称颂公者有碑、有记、有序、有诗，不一而足”，郑元直“虑其散轶，荟萃成编”。

徐一夔说，郑元直找他求序，是“以余知于公”。徐一夔又说：“余尝获登公门，见公器宇凝重，识量宏达……心窃慕之。”可见徐一夔仰慕陈镛。

徐一夔，字惟精，元末明初天台人，博学善属文，擅名于时。元至正八年（1348年），为避兵乱，徐一夔隐居嘉兴，与宋濂、王祎、刘基等结交，相与切磋诗文。元至正二十七年，明太祖朱元璋平定江、浙，广征宿学耆儒，询安邦治国之计，设置律、礼、诰三局。徐一夔入诰局，与著名文士杨维桢、林弼等撰写诰文。明洪武三年（1370年），徐一夔奉诏撰《大明集礼》。后授杭州儒学教授，人称“教授之贤，难乎为继”。著有《始丰稿》。

郑元直还把“陈镛文录”拿给苏伯衡看，并请苏伯衡为之作序。

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元末贡于乡。他“博洽群籍，为古文有声”。朱元璋辟礼贤馆，擢苏伯衡为翰林编修，校《元史》。学士宋濂称苏伯衡“文词蔚赡有法”，荐苏自代。著有《苏平仲文集》等。

官职、名位如此高的徐一夔、苏伯衡二人为“陈镛文录”作序，可见陈镛功绩卓著，在社会上影响较大。两序均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陈镛功绩卓著

应该说，徐一夔、苏伯衡二人对陈镛是有深入了解的，既知他的当时，也知他的过去。徐一夔在序中记述陈镛的过去：“洪武元年山东平，被旨出镇登州，寻改镇东昌。在登者三年，在东昌者十有二年。”其功绩“声实彻于九重，遂有超迁之命”。

苏伯衡序云：“始公以文武才略受知于圣天子，创业之初，眷遇日隆，图任益重。及取中原，即以东昌属公。”“圣天子之于公，知之尤深，恩宠优渥，度越寻常，不次超擢，断自宸衷，由是有浙江之命。”

以上大意是说，明太祖朱元璋在最初就深知陈镛的才略，对他垂爱日重，谋划给他重任的想法已久，日益迫切。取得中原后，朱元璋便将登州、东昌托付给他。他在登州、东昌的业绩光耀后世，于是由平山卫指挥佥事（四品）升为浙江都指挥佥事（三品）。

从两序中可知，陈镛是朱元璋旧臣，从登州来东昌，后升为浙江都指挥佥事。

镇登州，剿平倭寇

徐一夔序云：“洪武元年山东平，（陈镛）被旨出镇登州。”

登州，明洪武九年升登州府，治蓬莱，辖一州七县。

朱元璋登基前，各地起义军割据，称王、建国；继之明元大战，执政者无力顾及海防。败于朱元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亡命入海，与倭寇勾结，频来抄掠山东沿海州、县，遂为边患。朱元璋登基后，下旨命陈镛去镇守登州。

徐一夔还在序中说，陈镛初到登州时，正遇倭寇侵扰沿海，登州百姓民心恐慌。陈镛亲穿铠甲、戴头盔，率领士卒与敌搏斗，用策略将倭寇剿平，社会得到安宁。

镇东昌，重造东昌

登州海防安定后，为建设防御北方敌人的后方军事基地，朱元璋将重建东昌的重任交给了陈镛。早在明洪武元年一月，明军就占领了山东大部分区域；二月，即攻打当时南北交通大干线上的战略要地——东昌，战斗十分激烈，久攻不下。经殊死搏斗，元军城破兵败，平章事申荣自缢，《明史》记为“克东昌，山东平”。此时，东昌贼寇四起，民不聊生，百废待兴。

东昌，明时东昌府，治聊城。这时的东昌府尚缺少官员，机构也不健全。以东昌知府为例，《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四年五月以魏潜为东昌府知府。但所见到的三种版本的《东昌府志》中都没有关于魏潜的记载，说明他并没到任。嘉庆版《东昌府志》“职官志·知府”中记载，方克勤，洪武初任，时大军驻临清，克勤筹运刍粮无所匮乏。方克勤无具体到职时间、无政绩记载，只是做军队的后勤粮食供应，如确有这个知府，也是顶知府名的军队后勤官。其他版本《东昌府志》都没有方克勤任知府的记载。记载的首任知府是明洪武二十五年到任的朱与文，说他“百务草创，莅九载有劳绩”。这说明东昌府在陈镛离开东昌数年后才正常运作。

明洪武四年六月，朝廷决定“置平山卫于山东（东昌）”，命陈镛来建卫镇东昌。因东昌城内古有平山，平山卫以此得名。据记载，当时的编制，有指挥三员（正三品）、指挥同知七员（从三品）、指挥佥事十二员（正四品），另有署指挥佥事四员等。按上述体制衡量，陈镛仅是十余名指挥佥事中的一员，没有权利全面管理当地军政。可能是应配备的官员没到任，或姓名到职，人在外奉命率兵作战等，陈镛就成为平山卫的最高负责人，所以他“建卫治，更定军旅备御之事”。

另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记载，明洪武十五年八月，指挥陈镛率幕官至京，汇报有关事项，说明他是东昌代表，在他之上没有更高的官员。

两序的大体意思是，来到百战之后的东昌，面对荆棘遍地的战争创伤，陈镛率士卒剿乱军、建城池，规划建设街巷、官署、军营，疏通河道，修建桥闸，开垦荒芜土地，帮助农民学种水稻。经过整顿建设，贼寇扫平了，新政权的权威树起来了，对新政权不信任的人安定了，逃亡的人返回来了，百姓人口增多，漕运昌盛，商贾云集，军队粮饷充足，税费征收从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本来是主持地方工作的官员的职责，全由陈镛做了。

陈镛镇守东昌功绩巨大，当地人感恩不尽，才有了如此多赞颂他的诗文、碑刻。万历版《东昌府志》将他列入《名宦志》，他是自明朝建立至万历版《东昌府志》成书200多年间，东昌府武职官员中的三位名宦之一。

镇浙江，沿海安定

徐一夔在序中说：“（陈镛）在东昌者十有二年，声实彻于九重，遂有超迁之命。”这次超擢的背景是，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破左丞相胡惟庸谋反案后，虽株连斩杀数万人，仍有隐藏余党寻衅滋事。明洪武十五年时，任备倭指挥的林贤制造事端，挑起与日本的纠纷，被流于日本。明洪武十七年，“林贤率倭兵400人，与僧如瑶来献巨烛，中藏火药兵器图谋乱逆……处贤极刑”。朝廷“降诏，切责倭国君臣”，指出“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嘉靖版《浙江通志·经武志》卷六○）

因浙江地处沿海，为京师南京的外围，海防任务特重，须增派文武全才的将领。于是，朱元璋派在登州海防战绩卓著、在东昌创下不朽功绩的陈镛去浙。陈镛镇浙，威震倭寇，沿海安定，遂由浙江都指挥佥事升为浙江都指挥使。

陈镛籍贯仍是谜

陈镛在浙江以后去了哪里？是否回了原籍？他的原籍又是哪里？《山东通志》《东昌府志》的记载中都缺少关于他的籍贯的记载，据他与朱元璋的关系和他称东昌人为“北民不知种稻”来判断，陈镛应是南方人。

他是平山卫的官员，是否回了平山卫？如回平山卫，即是卫籍，卫所会授其子孙官职，并且是世袭。地方史中并没有关于他的子孙世袭官职的记载，说明他并没回平山卫。

他在浙江为官后，是否会落籍浙江，或回到他创立伟业的东昌府或其所辖州、县？

这种历史问题，既不能设想编造，也不能以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牵强附会，只能从史料中查找确切的依据。笔者除读过已述《明太祖实录》《明史》《山东通志》《东昌府志》外，还查阅了乾隆版《浙江通志》，康熙、乾隆版《江南通志》，雍正、乾隆版《河南通志》和当时东昌府所辖州、县的地方志，期望在这些史书中发现有关陈镛的原籍或落籍地、他去世后的埋葬地及其“文录”的记载，遗憾的是，一无所获。

这些书中无记载并不意味着所有古籍全无记载，当时的文人著作浩如烟海，浙、苏、皖、豫等省所辖府、州、县的地方志或许有关于陈镛的记述。郑元直“虑其散轶，荟萃成编”，请人写序，准备刻书，该“文录”或有幸尚存于世。

总之，陈镛的籍贯仍是个谜，期待这个谜能尽快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