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玉璞

我老家在阳谷县阿城镇赵店村。父母生前，曾多次给我们兄弟姐妹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多位干部来我家“吃派饭”的事儿，讲到郑区长的次数最多，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

那时候，村里没有公家食堂，更没有饭店，上级来村里工作的干部，由大队干部安排到一些社员家中吃饭，而且按组织纪律要求，社员家吃啥他们吃啥，不能搞特殊，也不白吃，要支付相应的费用（粮票、钱），此谓“吃派饭”。当时，区或公社干部来大队指导工作，都是骑自行车，如此“吃派饭”，也可省去回单位食堂吃饭的往返时间。

父亲说，那是1965年农历八月十五后的几天，张秋区的郑区长来赵店大队（当时隶属于张秋区颜营小公社）蹲点，指导秋季生产，大队干部就安排他来我家“吃派饭”。

我们大队有100多户人家，为什么偏让我家担此“重任”呢？

当时，管上级干部“吃派饭”不是谁家愿意管就能管的，要满足大队制定的几条“土规定”：一是这一家得是贫农而且是过得很一般的贫农；二是这一家得干净；三是这一家得会做饭；四是这一家主人得有点儿文化。我们大队同时具备这四条的人家不多，而我家全具备。第一，我家是贫农，新中国成立后，分得几亩地，我家堂屋的一对门和西屋的一扇门就是分得地主家的，我家对革命干部感情深，政治上靠得住；第二，我家在村里是出名的干净，母亲每日都将锅台窗台桌凳擦得一尘不染，一家人没有好衣服，母亲却洗得很干净，父亲也每日将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这，邻居们笑话我家“穷干净”；第三，我母亲蒸馍、炒菜、下面条、熬汤都是好手，做这些家常便饭，干净利索；第四，我父亲年轻时曾在我姑姑家资助下，念过一年多私塾，文化程度不算高，但能读书看报，会写信、写帖、记账，懂得一些国家政策，能与“吃派饭”的干部交流，还懂得一些待人接物的礼节。当时，全大队像我父亲这样有点儿文化的人少之又少。

这次，大队书记就选中了我家管郑区长“吃派饭”。大队书记在郑区长来我们大队的前一天告诉我父亲：“你家明天管咱区上的郑区长‘吃派饭’，要有个思想准备。”听了这个消息，我父母既高兴又激动，有点儿“受宠若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好，心想大队领导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咱，这是对咱莫大的信任，是咱莫大的光荣。兴奋劲儿过后，就是紧张焦虑，“压力山大”。父母头一回见区长，怕招待不好落不是，怕挨大队领导批评。

大队领导一再交代我父母：“家里有啥就给领导吃啥，郑区长不会搞特殊，不要作难，这是纪律。”可见，他们对郑区长的工作作风非常了解。可我父母都很要面子、讲礼数，他们坚信一条，领导说归说，咱做归做。咱日子过得虽不宽裕，但区长来了，也得吃得好一点儿，不能太小气、太寒碜，让人家笑话。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大步流星地步行往返三公里，到南边邻村王营供销社买了白面和鸡蛋。这天上午，我母亲费了很大心思，用尽了她做饭的所有本事，精心准备了白面条、白面馍馍，炒丝瓜和煎鸡蛋。

我家的锅灶在西屋里，饭做好了，父亲用竹篮提到堂屋（北屋）里让郑区长吃。堂屋明间北墙正中靠墙放着一个独木板长条几，还有一张分得的地主家的、年头久远且早已脱了漆皮的老式八仙桌，两侧一边一把破圈椅。没有任何计时工具（如钟表），根据阳光投射到堂屋门里的矩形影子判断，应该是十二点了。这时，由大队干部领着，一位40多岁的高个男子进了我家院子。他皮肤很白，浓眉大眼。我父母慌着出来迎接，姐姐和哥哥则躲藏在西屋门里，歪着头偷偷地往外看。郑区长穿的衣裳并不新，却很干净，上衣是蓝色中山装，洗得有些发白，四个兜，上衣兜里插着一支钢笔；下身穿着黑色条绒裤子，挺板正；皮鞋不大周正，很破旧，还沾满了泥土。这些泥土是那天上午，郑区长与我们大队的干部一起下到田间而沾上的。他这身装束，显得很精神，在当时，一看就是干部装扮。

按当时的规定，大队干部不能陪领导一起“吃派饭”。送他来我家的大队干部匆匆告辞，回自己家吃饭了。

郑区长刚刚坐下，父亲将饭端上来，礼节性地说：“郑区长，吃吧，吃吧。”父亲并没有陪着吃，只是出于礼貌，陪着坐一会儿，说几句话。按照礼俗，吃饭前，得先让郑区长喝杯茶，可我家当时既没茶，也没茶碗、茶壶，平时根本就见不到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