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玉璞

（上接2023年12月28日《聊城晚报》02版）饭上来了，郑区长并没急于用饭，而是先问起了我家的情况，比如有几口人啊，粮食够不够吃啊，孩子上没上学呀，各几年级啦，等等。父亲都一一回答。待了一小会儿，他可能看到桌子上的炒鸡蛋，判断这等好饭不可能我全家都吃，于是，他眉头紧皱，没有吃饭的意思。我父亲很尴尬，心里犯嘀咕，是不是嫌饭孬呀？这时，西屋里忽然传来小孩的哭闹声，他对我父亲说：“孩子们呢？让他们都来吃吧。”父亲说：“他们都在厨屋（西屋）里吃着呢。”他说：“我得看看孩子们。”他起身进了我家西屋。只见我母亲、我姐、我的三个哥哥正在吃饭，我却在炕上哭闹。当时，我还不满一岁，还睡土布袋（将沙土过滤筛净，装小布袋里当婴幼儿睡袋）。郑区长环视了西屋一圈儿，目光落在了我们一家人正围着吃饭的锅台上。见我家吃的是老咸菜和高粱面黑窝头，喝的是棒子（玉米）面稀粥，他立马皱起眉头，低头不语。好大会儿，他转身回到堂屋，把给他的饭菜，又全都提到西屋里。他伸手拿起俩黑窝头，将老咸菜拨在一个小碗里，大步流星地重回堂屋，一口气吃完。然后，又快步走到西屋里，很生气地对我父亲说：“云香哥（我父亲的名字），你记着，从今天起，你们一家吃啥，我吃啥，再也不能给我单独弄好吃的。你想想，你们吃那饭，让我吃这饭，我能吃下去吗？”他说着说着，眼圈泛红了。

我父母还没反应过来，没来得及送他，他就快步走出了我家院子（当时没大门）。刚出去，他又折回到西屋门口，将刚才对我父亲说的话对我母亲又叮嘱了一遍，还加了一句：“那几个白馍馍、炒的菜，让孩子们吃吧。我先走啦。”我父母送他到院子出口，他走老远了，我父母还愣在那里发呆。好大一会儿，父亲才说：“你看看，郑区长非要和我们吃一样的饭，人家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呀！”

这是郑区长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吃得特别快，为的是快点儿走，好让我们家的小孩子们吃他没有吃的白馍馍、没有动筷的炒菜。可那天中午，我们全家没人吃那白馍馍，也没动那几个菜，照样吃黑窝头、老咸菜，没人说一句话，心情莫名地酸楚与沉重。

不得已，第二天的饭只好按郑区长的意见做。不过，我母亲头脑好用，就搞了点儿“变通”，郑区长不让炒菜，就不炒菜，不吃白馍馍，就不上白馍馍。她在高粱面里掺点儿白面，蒸窝头，口感会好一些，都吃一样的，郑区长就不说什么了。第二天，郑区长准时来我家，这一回，他没直接去堂屋，而是先到西屋看了看，然后，才从篦子上拿了两个窝头，端了碗小米稀饭，盛了一小盘儿我家自己腌的胡萝卜条，去堂屋里吃。

后来的三天，母亲做的是“不好也不孬”的饭。她从邻居家借来了棒子面，蒸了一锅黄澄澄、泛着香味的窝头。全家与郑区长都吃一样的，这回郑区长也就没说什么，吃得很开心。

在我家吃完最后一顿饭，郑区长有些激动，也很感动。他对我父母说：“你们是老实人家，以后，区里的其他干部，还有可能来你们家吃饭。云香哥、大嫂，你们可要记住喽，你们一家吃啥，就让他们吃啥。不然的话，怎么能叫搞‘三同（干部下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呢。党中央要求搞‘三同’，可不仅仅是吃饭的问题，是要通过搞‘三同’，了解真实情况，体察民情民意。你们让我自己吃好的，你们吃孬的，我们能体察啥呀。”

临走，郑区长给我家留下了三斤粮票和两块钱。按当时物价，这就是五顿饭的饭钱。我父亲坚决不要，放回他兜里，他又拿出，塞到我母亲手里，来回拉扯了好几个回合，无奈，母亲只好收下。他拉下脸，严肃地说：“‘吃派饭’，交粮票、交钱是规定，是纪律，我一定遵守，这一点，你们得听我的。”说完，他紧紧握着我父亲的手，连声说“谢谢”，转身走了，走老远了，还不时地回头、摆手，慢慢地消失在我父亲母亲的视线里。我父母站在那里，好大一会儿呆呆地原地不动。我父亲很激动，倒能抑制得住，母亲却激动得流下眼泪，哽咽着说不出话。郑区长是他俩头一回见到、而且是直接打交道的最大的官儿，可他又不像官儿，他们才如此动容。

我父母对共产党的感情至深至切，因为我家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的直接受益者。

从那以后，我家还承担过多次干部“吃派饭”的任务，有的吃一顿，有的吃两顿，有的吃三顿。他们也都如郑区长一样，我家吃啥他们吃啥。他们都很满意，在大队干部面前没少夸奖我家。大队干部对我父母非常满意，敬重有加。

在我成长的记忆里，我父母无数次地说起当年郑区长和区里、公社的干部来我家“吃派饭”的事儿，每每提及，他们都十分感动，都从心底里敬佩这些干部。

现在，“吃派饭”的年代已经远去，但“吃派饭”的精神永存。前几年，刚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很多包村干部、第一书记，他们察民情、听民声、解民忧，与贫困群众同吃同劳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当年干部“吃派饭”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赓续传承，永不会停止；这种精神是我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坚强纽带，将永远发扬光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