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马永伟

本报通讯员 胡鑫

自古以来，印章就被达官显贵和普通百姓珍视，它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权威和信用的体现，是文人雅士把玩的心爱之物。

2017年4月，聊城古城区一建筑工地在挖基槽取土时发现一方印章，文物部门工作人员闻讯立即赶至现场。经勘查发现，印章出土位置距地表约4米，没有其他文物伴随出土。该印章现由东昌府区博物馆收藏，为国家一级文物。

3月29日，记者在东昌府区博物馆见到了这方刻有“管军总管府印”的铜质印章，并在该馆副馆长李叶的介绍下，了解了铜印背后的故事，以及600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方刻有“管军总管府印”的官印

“由于埋在地下年代久远，几年前出土时这方印有一定程度的锈蚀。不过经过简单清理，印面及印背的文字仍可辨识。”李叶介绍。

印章为铜质，呈方形，边长8.3厘米，印台高1.8厘米，通高8.8厘米，重1540克。印背微鼓，中心置长方形竖钮，钮顶刻有一“上”字。印面阳刻九叠篆“管军总管府印”六字；印背左刻“中书礼部造”“龙凤四年三月□日”， 右刻“管军总管府印”；左侧印墙刻“靖字柒拾叁号”。印背文字均为阴刻楷书。

管军总管府是什么样的职位？“龙凤”又是哪个朝代的年号？

“从印面文字‘管军总管府印’和印背落款‘龙凤四年三月□日’断定，该印应为元末农民起义军建立的韩宋政权颁发的官印。”李叶说。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不足百年的王朝已风雨飘摇。当年，颍州（今安徽阜阳界首市）人刘福通与韩山童等在颍州发动反元起义，号称“红巾军”。1355年，韩山童战死后，刘福通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定都亳州，建元“龙凤”，史称“龙凤”政权。“龙凤”即为元末农民起义军韩宋政权使用的年号，从1355年至1366年，这个政权共存续了12年。“从‘龙凤四年三月□日’‘中书礼部造’等信息可知，该印章是韩宋政权在龙凤四年（1358年）由中书省礼部铸造颁发的。”李叶说。

韩宋政权在机构设置上效仿元朝，中央机构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枢密院下设元帅、总管、万户、千户、百户等不同等级的军职并颁发印章，各等级尤其是元帅、总管、万户自上而下的区别十分明显。张廷玉等所著《明史》记载：“郭子兴初起，（汤）和帅壮士十余人归之，以功授千户。从太祖攻大洪山，克滁州，授管军总管……从徐达取镇江，进统军元帅。”这反映了明朝开国功臣汤和从千户到总管再到元帅的升迁过程。

由此可见，管军总管是低于元帅、高于万户的一种军队官职。

一段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历史

这方铜印为何在聊城被发现？其间又发生了哪些历史故事？

“据考证，这应该和600多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有莫大的干系。”李叶说。

韩宋政权建立后，刘福通被任命为枢密院平章，后又改任丞相，掌握军政大权。1357年，为了彻底推翻元朝的统治，红巾军兵分三路北伐。东路军由山东北上，中路军从山西出发，西路军则从陕西进发，目标是合围元大都并夺权。一时间，红巾军声势浩大，军旗上更是书写“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北伐之初，红巾军队伍浩浩荡荡，节节胜利，兵锋直抵大都。元顺帝在大都慌作一团，打算向北逃跑，形势对红巾军非常有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东路军为元军所败，退回山东。中路军在山西占领了大同等地，并于1358年底攻克元上都，此后进入辽东，又渡鸭绿江进入高丽，后因盲目战斗，失去作战目标，损失惨重。西路军在陕西作战失利，退入四川。1359年以后，红巾军逐渐式微并最终失败。

不过，红巾军掀起的反元浪潮为朱元璋此后一统天下建立大明王朝扫清了诸多障碍。

聊城古城建于宋熙宁三年（1070年），之后历经元、明、清近千年时间，一直是聊城的政治经济中心。“管军总管府印”出土的地方正是当时古城区的中心位置，是聊城古城历代以来官府府衙所在地。“这方铜印之所以会在聊城境内出土，估计是当年北伐的韩宋政权东路军占领了聊城，并在此地设府统治。后来军队作战失利导致官印遗失。”李叶分析道。

“‘管军总管府印’是聊城市发现的首枚韩宋龙凤政权官印，它见证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起义军在聊城境内的活动，是研究红巾军起义的重要实物资料。”李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