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永伟

本报通讯员 杨汝雷 吴树坡

四月的水城，和风习习，鸟语花香。

东临大运河、西依东昌湖的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一到开馆日，游客便络绎不绝。馆内一楼大厅陈列着一艘长17.5米、宽4米的元代木船，游客无不被它的宏伟气魄、独特构造所吸引和震撼。

这艘元代木船有什么来头？是如何被发现的？为何会“现身”聊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带着这些疑惑，4月23日，记者走进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听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铮讲述运河、古城、古船命运交织的故事。

重要的历史时刻往往定格于一瞬间，于是，一瞬间成为了永恒。

2002年4月13日，疏浚京杭大运河聊城段的工程正在闸口北100米附近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运河河床西侧、距东岸约8.6米处，挖掘机的铲斗深入地下5.5米时，金属和木材碰撞发出的“咔吧”声，盖过了机器的轰鸣声和人群的嘈杂声，随之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几块长木板和一排大粗钉，一块块木板紧密排列。

是条船！准确地说，是船的残骸！

“出土时，该船残骸头北尾南，呈西北东南向。”赵铮介绍。

原聊城市文物局工作人员闻讯后立即对古船及其周围采取了保护措施，并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船是反扣着的，底朝上，船头朝北。我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给船拍了照。”原光岳楼管理处主任魏聊回忆。

沉船残骸之上的堆积物自下而上大致分为三层，第一层为黑色淤土，第二层为浅黑色淤土，第三层为黄褐色沙质土。沉船出土于第三层下，两侧船帮上部和船头、船尾挡板已被腐蚀。更遗憾的是，在运河疏浚清淤过程中，古船被挖掘机挖掉了船头和船身中间约5米×4.5米的面积。“毁坏部分可能是混在土里被运走了，最终没找到。”赵铮说。

该船现存部分呈长条状，多为船底，底长16.2米。从残留的船底木板可以看出，沉船的两头窄、中间宽，船头宽约2米，船尾宽约1.62米，中间宽约2.8米。沉船的制作木料为杉木，残存船身结构分为8个区，由7道横梁相隔，横梁宽约0.15米，厚约0.1米。整船残存48块木板、两根圆木。沉船板与板、横梁与底帮连接处均用铁钉铆合，底板由枣核钉连接。横梁与船底、船帮则用下粗上细的四棱锥形钉加固。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

闸口北出土的这艘沉船是哪个朝代的？性质和用途是什么？

“沉船虽已残损，但整体结构尚能辨认清楚——该船系平底船，船底由长木条拼接而成，两端另接挡板。沉船的这种形制，跟1975年在河北磁县南开河村漳河故道中出土的6艘木船的形制非常相似。”赵铮说。

据了解，1975年河北磁县南开河出土的6艘木船材质也为杉木，由于4号船的船舷尾部烫有“彰德分省粮船”字样，而彰德分省设立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由此可以断定上述6艘木船的年代为元代，性质为漕船。这些船出土时均已残破，但仍能看出方头、平底的总体特征，船内分为数舱。其中5号船损坏较少，保存有11舱，船尾设平衡舵，船板采用平头错缝平接法，梁与舷的连接处用大铁钉加固，这些情况都和聊城出土的这艘沉船极为相似。

此外，2010年在菏泽市国贸中心工程工地发掘的元代沉船，材质亦为杉木，形制和结构也类似于聊城出土的这艘沉船，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聊城闸口北出土的沉船年代为元代，性质和用途为漕船。

“随沉船出土的还有大量瓷片，可辨瓷形共有杯、碗、盅、韩瓶等共43件，4件较完整的瓷器发现于船底舱内，都具有元代的典型特征。”赵铮说，2件韩瓶一只完好，一只腹部残缺，都是酱釉、红褐色，二者形制和尺寸完全相同，小口斜肩收腹小平底；还有1件残缺的青瓷碗和1件残破的青瓷高足杯。

专家介绍，这4件较为完整的瓷器规格不高，有非常明显的使用痕迹，说明其为船上之人吃饭、储酒或储水的必备之物，可能为船工所用物品。

岁月流转，大河不息。故道上音尘绝，船工的生活用品埋在淤土下，漕船的风华隐藏于涛声中。这些杉木板、大铆钉、杯碗盅瓶，曾见证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如何在这段舟楫云集的运河上谋生。他们曾跋山涉水，他们曾眼望星辰，他们曾背负长天，他们曾生离死别，他们曾在不知不觉间，造就了数百年后“两河明珠”的一段文旅佳话。

（这艘元代漕船为何会在聊城出土？是怎样沉没的？又是如何得以复原并在新时代绽放熠熠光辉的？敬请关注本报后续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