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天华

“南京到北京，茌平的衙门朝正东”；

“南京到北京，谁人不知邓九公”；

“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

……

“南京到北京”，一是说路途之遥，二是说地域之广，兼有涵盖天下、包容四海之意。在茌平，以“南京到北京”说事儿的俗语数量之多、流传之广令人称奇，究其原因，当与古时南京到北京的驿道贯通南北、纵穿茌平有着密切的联系。

驿道非御道

茌平人通常称南京到北京的驿道（路）为御道（路），但严格说来，驿道和御道是有本质区别的。

驿道，又称驿路，俗称官路、官道，是古代设置驿站的通途大道。它既是陆地交通的主要通道，同时也属于重要的军事设施。主要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各种政务、经济、军事等公文信息传递、物资运输、军队调动、军队粮草物资的后勤补给和官员巡视、调任与出差。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特别是边疆地区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控制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之间的来往也往往通过驿道进行。

驿站是沿驿道设立的负责官方接待、公文信息传递、道路管理和军队供给的机构。驿道和驿站合称为驿传系统，作用相当于今天的邮政、政府招待所和兵站。《茌平县志》说设驿系“政府所恃，以传达上下公文；次之则为银钱粮米之输运。故计程设站，备有铺舍，以司行旅之往来；驿有专马，以司公文之传递。在交通未发达之前，固为国家之要政也”。

御道，也称御路，即专供皇帝走的路。御，封建社会与皇帝有关的专用字，如皇帝亲笔写的字、画的画称“御笔”，皇帝的车马称“御驾”，皇帝面前为“御前”，皇帝所赐为“御赐”，皇帝所用为“御用”，等等。

御路原为古代中国宫殿建筑形制，是位于宫殿中轴线上台基与地坪及两侧阶梯间的坡道，又被称为龙升或螭陛。在古代，御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但皇帝进出宫殿多以乘舆代步，轿夫行走于御路两侧的台阶，于是多将御路雕刻成祥云腾龙图案，称为“丹陛石”，以示皇帝为真命天子之意。御路后来亦为太庙、孔庙等寺庙所沿用。

至于皇帝出宫或出京后走的路，因为并非皇帝专用，所以并不能称之为御路。

由此看来，贯通茌平的南京到北京的大道，是驿道（路）而不是御道（路），即使皇帝确实经过其中的一点、一段也不能称之为御道（路）。称其为“御路”“御道”只能是俗称、高称或误称。古代人们对皇权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不管什么事一与皇家沾上边便涨了身价，茌平人普遍称驿道（路）为御道（路），正是这一心理的反映。

茌平古驿道的设置、运行和管理

“茌山驿，当两都孔道，八省要冲”，体现出茌平驿道的重要地位，茌平人所津津乐道的，也是这条南京到北京的南北大道。其实，驿道的设置，并非仅此南北大道，还有多条道路通往四面八方，茌平驿道不仅与京城里的中央政府一脉相通，也与周边的地方官府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

驿道沿路多设铺舍，据《茌平县志》记载，茌平驿道总铺舍设在县城内，沿线设分铺舍。“南递东阿，出南门十里至兴隆铺（十里铺），设有铺舍；又十里至安丰铺（二十里铺），亦如之；再十里至乐平铺（三十里铺），又如之；再十里至教场铺，至东阿县界，交割于东阿焉。”“北递高唐州，出北门十里至十里铺，设有铺舍；又十里至逯店，亦如之；再十里至高唐属之南镇，交割于高唐焉。”以上所述，即南京到北京驿道在茌平境内的大致走向。除南北通道外，茌平还设有东至长清、西至博平、西南至东昌府的驿道铺舍。《茌平县志》载：“东递长清县，故出东门十里在张庄设有铺舍，又十里至杜郎口，也如之；又里许则至长清县之肖庄，交割于长清焉。”“西递博平，出西门十里至界牌，设有铺舍；再十里至博平，交割于博平焉。”“西南递交东昌府，出西门十里，在双庙设有铺舍；又十里至望店铺，亦如之；至聊城县境交割于聊城。”由此可见，茌平的驿道交通，可谓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

驿站，特别是设在县城的驿站，同时具有文报传递、官员接待和物资运输三项功能。平时最主要的则是文报信息的传递，因为上通下达的信息随时可有，所以县城驿站内专门建有马厩，备有驿马，配以马夫、兽医，以备随时调用。《茌平县志》载：清雍正年间，茌平县城驿站“有驿马60匹，递马30匹，马夫49名，抄牌4名，飞递公文之马夫2名，兽医1名，日递公文之白夫160名，夜间之青夫25名，拨马牌子6名”；且“驿者必得勤慎敏慧之人”。穿越时空，可以想见当年南京到北京的古驿道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繁忙景象。

传递文报信息，分普通和紧急两种。“普通者日行六十里，至站人马交递”“次要者日夜兼行，能及百里”“紧急者则日行八百里，名曰鸡毛牌单，即古代羽书之遗意”。对于日行八百里紧急公文的传递方式，《茌平县志》中有较详细的描述：“每人马只任十里，尽马力之所及，人则绑于马上。入夜则尚有马前执火之苦役，即马牌子是也。到站则第二站预备，准备接文即走，前者从事休息。如此急递，日及八百里，至本县交界处移交乙县，并于牌单上加盖收到时刻，以为负责之证。”前述沿驿道每十里设一铺舍，其主要功能则是保证“日行八百里”紧急公文的传递，同时使马夫有休息居住之所。

驿传系统“固为国家之要政”，茌平古驿道，地处南京到北京的咽喉要道，明代即设有专门管理驿道、驿站的“驿丞”一职，清雍正年间，改由知县兼任驿丞。有案可查的茌平籍驿丞有12人，如何诚诠、杨和、黎世光、郭仁等。有来自广东、四川、陕西、山西等全国各地的驿丞27人，如澄州人郑邦俊、定海人刘嵘、顺天人郭明岐、合肥人靳道等。未见史志记载的茌平驿丞还有多少人，其姓甚名谁，如今已无法详考。

古驿道对茌平的深远影响

茌平的古驿道，是金、元时期为军事目的修建的，此后又逐渐发展为集文报传递、官员接待、物资运输等功能于一身，至清光绪末年设置电报局之后，“驿之夫马递减”直至停止运转，前后经历了700余年。驿道，特别是这条南京到北京的南北驿道，日日夜夜进行着人和物的交流，形成一股强大的信息流，有力地推动着茌平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经由驿道传递而来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潜移默化地融入当地人民的生活。茌平民间服饰中的无檐毡帽头，棉或皮“坎肩儿”，成年男性冬天穿的“两腿分穿的无腰棉套裤（俗称岔裤）”等，原来均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样式；留发辫、睡火炕的习惯来自于满族、蒙古族、契丹族等民族。民食中的粽子及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既增加了茌平的民食种类，也改变了茌平人端午节只蒸包子、煮鸡蛋的节日风俗，也是由南向北逐渐传递过来的。一些北方、南方语汇融入茌平方言，是文化融汇交流的一个重要体现，如“胡同”属北京方言的称谓，而“隅首”则是南京方言的叫法。

驿道虽最初为军事而设，但也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方便。随驿道兴起的商业活动，促进了茌平的集市贸易、农产品加工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茌平相继形成的数十个大集市，最初随驿站而兴起的茌平、乐平、胡屯的大集市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带动作用。“簸箕当鼓敲，人踩不断腰，笸箩不漏水，拿它当船漂”，乐平铺郭庄和郭赵村的柳编制品，久负盛名，“方圆数百里只此二庄生产”，沿驿道运销南北。棉纺织手工业“棉纺织物、妇孺所织、尽人所需，销路广，县城北业此者居多”。作为茌平驿站之一的胡屯则形成了地域内最大的棉布市场。与南方丝绣有着密切联系的茌平民间刺绣题材多样，取材广泛，针法严谨，针脚细密，色彩搭配巧妙，绣品优雅生动，文化意蕴深厚，不仅丰富点缀了茌平人的日常生活，还远销江南，堪与苏杭绣媲美。茌平是圆铃大枣之乡，生产的乌枣远销江浙。

但驿道和驿站的设定，也严重干扰了茌平地方官府的正常公务和百姓的正常生活，加重了茌平民众的负担。《茌平县志》中说：“茌在京都郡省之道，传递星驰，岁无宁日。”没完没了的“接官迎照”，使茌平县地方官员苦不堪言。各驿站设站户，站户在户籍上自成一类，世代相承，免征税役，但要为过往官吏及“驿者”提供伙食。站户编甲而居，每十个站户编为一甲设牌头，茌平沿驿路有徐牌、王牌、李牌等村名，即源于此。除站户提供伙食和人马的服务劳役外，县衙还有流水般的花费。《茌平县志》中记载的清雍正年间一年的驿传支出即“年支银四千二百七十二两七钱”。

从历史角度看，驿道促进了茌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给当时的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影响，这一点在《博平县志》中曾有记载。

如今，茌平铁路、高速公路路网畅通，国道、省道密布，交通便利，可谓四通八达。与昔日只保证两匹马相向而行的“驿道”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茌平人引以为豪的南京到北京的“御路”，毕竟是茌平的一项历史文化遗产，它所呈现的历史意蕴、社会景观和生活写照，仍会给人们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