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琦

瓷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灿烂符号，是世人歆羡的艺术品。西方人对东方瓷器有多痴恋，从新航路的开辟可见一斑。当时，开辟新航路并不是为了寻找黄金，而是为了东方瓷器。在英文中，“china”译为瓷器，可见中国瓷器蜚声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再满足于水、火、土的交融，而是另辟蹊径，将笔、墨、色、刀融于一体。在敲击声中，众多刻瓷艺人接续传承，采撷万物刻制于方寸之间，凡笔墨描绘之物，皆可在釉面上游走。于是，温润的瓷器上便有了“如屋漏痕，如虫蛀术”的金石趣味，又有气象万千的水墨妙趣，毫厘之间呈现出永恒之美。

历史

缘起秦汉 盛于晚清

刻瓷艺术，起源于秦汉时期的剥玉和石刻，刻瓷的兴起得益于陶瓷产业的繁荣，是陶瓷装饰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兼容了刻瓷人的巧妙构思和精湛技艺，完成了形与神的交融。

魏晋时期，陶瓷业迅猛发展，大量精美瓷器出现，帝王官宦和一些文人墨客在玩赏瓷器之余，想要把咏诗题文的墨迹留存于瓷器上，以便永久保存。于是，他们找能工巧匠在施釉前的瓷坯上，用直刀单线刻出诗文书画的轮廓，这便形成了最初的刻瓷。比如，宋代定窑瓷器是在瓷坯上刻出花纹后施釉烧制的典型代表，精湛的雕刻技艺和不朽的艺术价值，体现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卓越才能。

随着时间的累积与技艺沉淀，晚清时期，刻瓷艺术呈现出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刻瓷，纹饰题材广泛，包括草虫山水、诗文歌赋等。“上世纪初，刻瓷技艺依旧流传甚广，尽管手艺人的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但很多民间艺人都掌握着刻瓷的本领。”临清刻瓷第三代传承人李玉良说，“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刻瓷技艺的发展与传承都受到了制约和挑战，再加上刻瓷工艺的复杂性与耗时长等问题，传承者极少，这门技艺濒临失传。”

守正

触类旁通 用心钻研

上世纪60年代，临清刻瓷第一代传承人李泰先来到临清，跟着刻瓷艺人学习。后来，李泰先把刻瓷技艺传给了侄子李玉善，李玉良从小就跟着父亲李泰先及堂兄李玉善学习。李玉良回忆，小时候家里比较穷，为了防止自家的碗、盘子被别人拿走，就会在上面刻一些容易辨认的标志，或者直接刻上所属人的名字。那时，李玉良就帮父亲在瓷碗、瓷盘上做记号。这些刻在碗上的记号，受到众乡亲的称赞，从此，李玉良与刻瓷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5年，李玉良在济南上学期间，先后多次去淄博观摩刻瓷艺人的现场制作过程，后又拜茅子芳先生为师，茅子芳是北京市非遗项目北京刻瓷传承人、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大师。若用心欣赏李玉良的人物肖像系列作品，会看到其层次丰富，感受其方寸之间展现出的刻瓷传统手工魅力。

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范筑先，文化名士傅斯年，文学巨匠鲁迅……这些都是李玉良刻画过的人物。李玉良经过30余年的用心钻研和实践，不断汲取传统刻瓷技艺和国学艺术精华，力争将每件作品打造得传神细腻。

李玉良说，想要练好这门手艺，不仅对书画功底有要求，还需学习錾刻的运刀技巧。对于初学者而言，通常需要三五年的学习才能小有所成，而想在刻瓷艺术行业中站稳脚跟，往往需要追逐一生。

刻制

观之有形 触之有感

书画篆刻、奇山秀水、花鸟虫鱼、人物肖像……走进李玉良的工作室，一件件刻瓷作品精巧别致、巧夺天工。

云雾浩渺，群鸟高飞，一座舍利宝塔直插云霄，两位古人坐在岩石上，侧耳倾听远处传来的钟声，这是李玉良的得意之作——“塔岸闻钟”。

从破坏釉面到灵感的发挥，刻瓷在残缺中形成艺术大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刻瓷前，要先选择合适的瓷盘、瓷板，备好镌刻刀、錾子、铁锤、木锤等工具。然后用毛笔、排笔等，在瓷盘、瓷板上书写或绘画。“画稿是决定一件刻瓷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其结构的聚散开合、人物形态都要把握到位。”李玉良介绍说。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刻制。刻瓷人需在瓷盘或瓷板上，用粗细不同的各种微型刻刀，刻上一个个小点，靠着点的大小、深浅、粗细、疏密和虚实，形成不同的画面，一方小瓷盘上可以雕出人物的神采，也可以展现名山大川的气势。

之后是着色，刻瓷人依据需要，按照中国画的着色步骤，用毛笔给刻制好的瓷盘依次上色，先轻后重，先上后下，注意过渡和连贯性。然后是上蜡，为使瓷盘画面颜色得以长久保存，修改定稿后会涂上一层保护蜡膜。最后要配架（框），也就是按照瓷盘、瓷板大小尺寸和画面内容，给刻制好的作品配上合适的底座。

据李玉良介绍，刻制时需一手捏刀，一手持锤，靠特殊的刻制手法，循序渐进，一刀下去，便不能更改，一旦失误，则前功尽弃。崩釉现象不可控制，有极高的操作难度。刻制一件精品一般需要耗费一个月、几个月乃至一年的时间，需要经过上千万次雕琢，不断调整才能完成。

瓷为纸，刀为笔，每件刻瓷作品既有如春风拂面般的清新典雅，又有饱蘸乡愁的浓烈记忆，刻瓷人在与瓷器金石的对话中，传承弘扬传统手工艺，最终成就古今奇观。

（本版图片均由王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