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翔宇

聊城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尤其是明清以来，代有学人崭露头角。临清人谢榛为明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后七子”之一，曾为一时文坛领袖；清顺治三年（1646）首次举行殿试，聊城人傅以渐即中状元，后成饱学大儒；道光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聊城人杨以增，广搜海内珍本古籍，筑海源阁藏书楼，历存五代，与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并称“南瞿北杨”。可见，聊城已经成为北方的文化重镇之一。及至晚清时期，聊城学人中的佼佼者，当首推徐坊。

徐坊（1864—1916），字士言，别字梧生，号矩庵。清末重臣鹿传霖之婿。光绪年间，初任户部主事，庚子事变后被擢升为国子丞，主管彼时的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宣统元年（1909）转任京师学部图书馆副监督，协助时任监督的著名学者缪荃孙完成了该馆初建时的一系列复杂事务。入民国后，徐坊在溥仪小朝廷任毓庆宫行走，为溥仪的汉文教师，直至民国五年（1916）因病去世。徐坊颇有文才，尤其钟爱收藏古籍珍本，在清末民初时，堪为北方藏书家中执牛耳者。民国学者伦明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专门论及徐坊，云其所藏北宋本《周易》单疏本，为“宋本经部第一，海内无第二本”，其藏书之精，可观崖略。徐坊所编《徐氏书目》稿本，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纵观徐坊一生交游，不乏柯劭忞、王懿荣、盛昱、高鸿裁等名流，然而对其藏书生涯影响最为深刻的，当首推缪荃孙。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别字筱珊，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光绪时曾任翰林院编修，后主江南诸书院、学堂讲席，相继创办江南图书馆、京师学部图书馆。入民国后，以遗老身份寓居上海，主理清史馆编撰事务。缪荃孙著述达一百八十余种，尤长于版本目录、金石碑拓之学，收藏宏富，是“清代最后一代理董旧籍学者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坚定支持与传承者”，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与文化史地位。

南开大学杨洪升先生多年从事缪荃孙研究，撰有《缪荃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缪荃孙传》（待版），参与编纂整理《缪荃孙全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并撰有多篇论文，积累颇为深厚。新著《缪荃孙年谱长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以下简称“《年谱长编》”）是缪荃孙研究史上又一集大成之作。该书立足于缪氏日记、书札和其他门类的传世文献，钩稽缪氏生平行实。书中展示了徐坊和缪荃孙丰富的交游活动，颇便观察两人既为同僚，又为师友的双重交谊，梳理这些材料不难发现，缪荃孙对徐坊的藏书和学术志业有着潜移默化而重要的影响。

缪荃孙在其著《艺风藏书记》书前《缘起》中述及，其于京中供职期间，与徐坊等人“互出所藏，以相考订”。据《年谱长编》梳理，两人交往当始于光绪十九年（1893）：是年二月十二日，徐坊借缪荃孙藏旧抄本《徐常侍集》；三月十七日，缪荃孙借去徐坊藏明嘉靖刻本《文潞公集》和《丹渊集》，后交给抄工抄录副本；四月十一日，徐坊致信缪荃孙，借去元人揭傒斯文集两部；四月二十六日，缪荃孙校毕徐坊藏嘉靖刻本《文潞公集》，并撰成校勘记一卷；五月二日，缪荃孙将《文潞公集》归还徐坊，并从徐坊处借得清谦牧堂抄本揭傒斯文集；十月十四日，缪荃孙应徐坊之请，代为抄录《张淮阳诗集》副本毕，将副本交予徐坊；十二月五日，徐坊借去缪荃孙藏《结一庐书目》《玉芸堂集》；次年一月十九日，缪荃孙又将代录《桂隐集》《炊闻词》交予徐坊；等等。可见，在近一年时间内，两人的书籍往来是十分频繁的，而且双方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缪荃孙得以根据徐坊所藏《文潞公集》《揭文安集》以校阅自藏之本；徐坊年方三十岁，藏书生涯起步不久，欲扩充藏书，尤其是珍稀古籍，抄录则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便宜之计。作为一时藏书大家的缪荃孙慨允代抄，既可见其与徐坊交谊之切（或多由鹿传霖介绍），又可使读者深刻感知到，在徐坊的藏书生涯中，缪荃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徐坊藏书多秘不示人，与之同时的叶德辉将其比作钱谦益，“癖性可怪”。清初，钱谦益为藏书大家，其藏书处绛云楼多蓄古籍珍本，但钱氏秘不示人，后绛云楼失火，藏书皆付之一炬，后人皆引以为憾。叶氏此比虽系讥讽，但徐坊与缪荃孙密切的书籍往来经历，则因此更显珍贵。

《年谱长编》以表述事件为主，注明材料来源，不赘录引文，行文简洁明快，为梳理徐坊与缪荃孙交游线索提供了较大便利。而《年谱长编》间或收录引文之处，亦有独特的考量。如光绪十九年十月借抄《张淮阳诗集》事，《年谱长编》则移录了徐坊致缪荃孙信札的原文：

《淮阳集》收到，谢谢。抄资若干，祈示知。前恳转借《太仓志》，如有之，希掷下也。雪晴寒甚，容再走谭。《桂隐文集》虽出自明本，亦乞代借移写为幸。

此札生动地展示了学者书籍往还的细节，《张淮阳诗集》《桂隐文集》分系元人张弘范和刘诜所撰，流布不广，故徐坊不以明本晚出为嫌。他如此热衷于罗致元人别集，与清乾嘉以降的“金元文献热”亦不无关系。随后，《年谱长编》又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条特别移录了徐坊致缪荃孙信札的全文，兹节录如下：

前承代借仲约侍郎十四卷本《揭文安集》，未及移写，至今耿耿。尊处必有副本，敬祈录副见寄。纸工若干，或由宝华堂李子馀拨还，或由弟处寄上不误。

据崔建利先生考证，宝华堂系北京琉璃厂一旧书店，李子馀系其店员。缪荃孙亦与李氏有所交往（见《艺风老人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日）。彼时，藏书家会在经常光顾的旧书店预存款项，年终结账。因此徐坊才提出通过书店代支抄录费用的建议。通过这两段引文，读者可以更深入地观察徐、缪两人的交往情状，更能从文字细节中寻绎书籍流转购藏的细节。详略之间，亦见《年谱长编》组织材料之用心。

此后数年，缪荃孙南下讲学，两人通问渐疏。清宣统元年，徐坊与缪荃孙同受荐任职于京师学部图书馆。缪荃孙起先辞任，《年谱长编》录有其当时与徐乃昌信札一通。信中，缪荃孙力主“梧生即可转正”，而暂未赴任。是年九月，缪荃孙接学生曹元忠信，云京师学部图书馆在清查内阁大库图书时遇到困难，许多珍本俱被上峰索去，馆员无力保全藏书，主理馆事的徐坊“虽讲收藏，未必能主张成此”。缪荃孙于翌年北上开展工作，京师学部图书馆事方得缓和，这对主导日常工作的徐坊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帮助。宣统二年，徐坊与缪荃孙同向清学部呈文，提请在广化寺开办储藏，并邀请柯劭忞、罗振玉、王宝田、董康、吴昌绶、唐晏、蒋黼、淳于鸿恩八人为京师学部图书馆名誉经理，随时莅馆协助事务。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缪荃孙离京赴沪避难，他最后是在徐坊的陪同下到学部交差、事了后即刻登程的，其时仍不忘嘱托徐坊为馆中购书。综观两人在任职京师学部图书馆时的交往经历，徐坊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上，也多受缪荃孙的提携和帮助。

缪荃孙于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和民国元年（1912）三月十九日分别致信徐坊，前信过问馆事，后者则系对徐坊个人的挂念。《年谱长编》未录后者全部内容，惟拈出该信的三项主要内容：其一，关心徐坊京寓及定兴、潍县两外宅情况，顺询馆务情况；其二，谈朱学勤、朱澂父子的结一庐藏书之聚散，并询问旧雨新居；其三，为徐坊留下联系地址“上海那脱路谦吉东里四百七十号”。不过徐坊并未接到此函，故未回复。缪氏转询门生章钰，方知徐坊于此时已避难河北涞水，料理田宅之事。检阅《年谱长编》中有关清宣统三年和民国元年这一社会剧变时期缪荃孙的友朋通信情况可以发现，徐坊是与缪荃孙书信往来最为密切的几人之一。及至民国五年八月徐坊去世，缪荃孙接到讣告，“慨叹久之，心气不宁”。《年谱长编》对此事亦破例有所解说，其云：

徐坊藏书夙富。先生与其以同嗜好而交谊。徐氏藏书，秘不示人，而与先生常常互出所藏，以相考订。宣统年间，二人任京师学部图书馆正副监督，亦相得甚欢。民国后，徐坊任毓庆宫行走，为溥仪的汉文老师。先生之慨叹，盖由此乎？

这一段解说，也是作者对徐、缪交谊的总结，既注意到了两人交游经历的两个阶段及其特征，又敏锐地捕捉到缪荃孙慨挽徐坊背后既有白发送黑发的悲戚，更有借同道猝逝而感叹“读书种子”的式微和旧有文化的割裂。哈佛大学王德威先生曾提出“时间遗民”的概念，大抵即是如此。笔者认为，这种情绪背后还有更为幽微复杂的因素，其中之一或即缪荃孙应袁世凯之邀，主清史馆修撰事，继而因“贰于清廷”而与曹元忠、王国维等旧时契友反目，继而为诸多遗民所不容，缪氏于彼时正处于孤立尴尬的境地。

描述史事的重点，在细致入微；阐说史事的关捩，在洞察建构。《年谱长编》为读者展示了徐坊和缪荃孙二十余年的往来情状，又通过妥帖的材料安排，提示读者应当留意的细节。承载并融会大量原始材料，导致行文趋于流水化，是年谱类著作的客观短处。《年谱长编》为突破这个藩篱，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使文献基础与历史意识兼得于一。谱主并非一个冰冷的历史人物，其言行举止也绝非脱离历史环境而存在。以徐坊和缪荃孙交往作为切口来观察历史环境及其变化对学人的影响，是《年谱长编》对读者的启发之一——在求史实之真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隐于纸背的真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