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振军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改东昌路为东昌府。洪武初年，何人担任东昌知府？笔者查阅几种不同版本的《东昌府志》发现，洪武二十五年（1392）之前的东昌知府均失载。后查《明太祖实录》，其中记载，“洪武四年五月，以魏潜为东昌知府。”在阅读宋濂《文宪集》时，笔者又发现《送魏知府起潜复任东昌序》一文，方知魏潜连任两届东昌知府（每届三年），政绩显著，深受百姓欢迎和爱戴。

一

魏潜，一名起潜，字源启，浙江桐庐至德乡白石庄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进士，历任尚宝寺丞、山东东昌府知府。他与宋濂是同乡，又同在翰林院为官，交往甚厚。宋濂是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元至正二十年，朱元璋请宋濂为儒学提举，兼任世子朱标的师傅，并修撰起居注。后朱元璋设礼贤馆，宋濂入馆任职。在与魏潜同在翰林院为官时，魏潜请求这位文章大家为自己的曾祖父魏新之撰写墓志铭，宋濂特别仰慕魏新之的才华，欣然从命。在文章中，宋濂不仅对魏新之作出很高的评价，还特别指出了自己与魏潜的关系：“洪武三年秋八月，京畿多士较艺于乡闱，予时被旨与魏君潜与闻考试事。既入院，复同馆舍，每阅卷相与共论定，所见颇吻合。”

洪武四年，魏潜始任东昌知府，三年政满，因政绩优异，顺利通过考核。后魏潜于洪武八年复任东昌知府。为了送这位好友走马上任，宋濂为之写下《送魏知府起潜复任东昌序》，热情讴歌了其在东昌的所作所为。仔细研读宋濂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魏潜在东昌府的政绩是非常突出的。

首先，“给舟车刍粮”，为朱元璋北伐供应粮草。元末明初，东昌正当燕齐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元代会通河疏通后，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这里即成为京师之咽喉。元朝在此设东昌路总管所，置重兵镇守。洪武元年二月丙午，征虏副将军常遇春率师自济南取东昌。数日后，常遇春率兵攻克东昌。此后，东昌成了北进灭元的“前敌指挥所”。“庚申，大将军徐达檄济宁运粮一万石、徐州二万石俱赴东昌”。七月丁酉，“大将军徐达檄都督同知张兴祖、平章韩政、都督副使孙兴祖、指挥高显等，将益都、徐州、济宁之师会于东昌”。闰七月，“大将军徐达等师次临清，遣人诣东昌趣都督同知张兴祖等以师会”。八月，“遣人诣东昌，诣平章韩政分兵守陵州”。韩政，河南睢州人，洪武元年授荣禄大夫，山东行省平章政事，驻东昌，洪武二年封东平侯。后练兵于临清，洪武十一年卒，追封郓国公。

洪武三年，明军第一次北征大漠。洪武五年正月至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又命徐达对北元进行征伐。徐达十万大军屯驻州境达数月之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时的后勤供应成了各地最大的任务。魏潜出任东昌知府时，恰值“大将军徐公统十万雄师北征漠北，屯驻州境者三月。起潜给舟车刍粮，皆无乏绝”。可见，作为知府的魏潜积极配合徐达的军事行动，组织人马和舟车，给部队运送粮草，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为北征立下了大功。

其次，医治战争创伤，抚辑创残之民。元末明初，多方势力在此角力，硝烟四起，东昌饱经战争之苦，满目疮痍，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仅元至正元年（1341），山东、河北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在两淮及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决战期间，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在东昌，先是元军与红巾军展开的“拉锯战”，后是朱元璋大规模北伐。元至正十七年九月，元顺帝命纽的该加太尉，总诸军守御东昌。当时田丰奉毛贵之命率兵来攻东昌，被纽的该击退。元至正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纽的该听说田丰再次领兵逼近东昌，于是带兵弃城而去。田丰于元至正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占领东昌。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元将察罕帖木儿率兵从山西出发东征，七月三日，攻克东昌。是月，收复冠州。八月，东昌杨诚等皆降。于是东昌路官署所在地聊城又被元军掌控。元至正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常遇春率兵攻克东昌，元守将申荣、王辅元战死。《明史·徐达传》载：“遇春下城邑不能无诛戮，达所至不扰。”战争给东昌带来的是血腥的记忆和无尽的创伤，魏潜上任之初，便将抚辑创残之民作为主要任务，安抚民心，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深受当地人民欢迎。

再次，防灾减灾，发展生产。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中原之地淹没州城、村寨甚多，漂没民居无算，百姓死亡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灾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至正元年至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元至正元年至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山东、河南多地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面对这种情况，魏潜带领当地人民积极防灾减灾，取得了一定成效。宋濂说，东昌府邻郡蝗灾大集，庄稼被破坏得非常严重，而东昌府没有受害，这不能不说是魏潜的功劳。

二

正因为魏潜恪尽职守，爱惜民力，当他第一届任满回朝时，老百姓才争相“攀辕卧辙，有至泣下者”；当听说他又重回东昌任职时，“垂髫之童群然迎拜马前”，“黄发鲐背之翁，宽衣博带，相与聚首”；老百姓“箪食壶浆，争迎于道周”；“岩谷之士，方外之徒，闻起潜之至，皆欢欣鼓舞”。

另外，魏潜在任时，恰逢陈镛在东昌府大展宏图时。洪武四年六月甲辰，朱元璋下令置“平山卫于山东”，地址就设于东昌，此卫因东昌城内当时有平山而得名。调陈镛自登州来此担任平山卫指挥使。平山卫指挥使管辖五个千户所，率五千六百人。千户所驻东昌、临清、濮州等地。当时的东昌古城还是一座土城，宋淳化三年（992）自巢陵迁来，筑于宋熙宁三年（1070）。经历宋、金、元几百年岁月和战火的洗礼，到明初已破败不堪。陈镛接管东昌军事之后，遂于洪武五年始将土城改建为砖城，以抵御北元的反攻。李廷相《重修东昌府城记略》载：“洪武壬子，守御指挥陈侯镛甃以砖石。周七里有奇，崇尺三十有五，阔杀尺之十有五。为门凡四：东春熙，西清远，南正德，北宣威。城上眺远之楼凡二十有七，前代所谓‘绿云’‘望岳’二楼在焉。栖卒之舍凡四十有八。每门有水门、有吊桥、有潜洞、有暗门。池深二十尺，广加十尺。盖皆拓旧而新之，迄于今是赖。”为了严漏报更，瞭敌望远，又于府城中心肇建光岳楼。光岳楼结构谨严，构造科学。外观为四重檐歇山十字脊过街式楼阁，通高约33米。32根金柱穿过楼板，从一层直达三层。面对如此复杂而又庞大的工程，作为军事指挥的陈镛，固然功不可没，时任东昌知府的魏潜不可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他应该是陈镛有力的助手和坚强的后盾。笔者认为，介绍明初东昌府几大工程，尤其是在光岳楼的建设上，应该将这位东昌知府的名字载于方策，给予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垂千古。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