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元昆

在我的影集里，有一张半个世纪前，我和朋友在聊城地委办公楼前的留影。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这座大楼与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的故事。

这座地委办公楼，是20世纪50年代末修建的。它中间有四层，两边有三层，气势宏伟。然而，地委机关一直在古城区，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迁到这里。为了改善办公条件，90年代初，这座大楼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层，中间变成六层，两边变成五层，才有了现在的规模。随着聊城撤地设市，地委也随之改称市委。

说到这座大楼，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彪炳史册的人物——孔繁森。孔繁森，是堂邑镇五里墩村人，1944年出生，1961年应征入伍，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退役后回到聊城，曾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79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援藏工作，任岗巴县委副书记，一干就是三年。1988年，已任聊城行署副专员的他，又一次踏上雪域高原，任拉萨市副市长。1992年，他任期已满，本应回到家乡，可他因为工作需要，又留了下来，到更艰苦的阿里地区任地委书记。1994年，他不幸因公殉职，年仅50岁。

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就在这座办公楼的第二层。1975年3月至1979年4月，孔繁森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从老前辈玄先昌的回忆录中得知，当时，孔繁森住在光岳楼北老地委宿舍，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在上下班的路上，他遇到许多熟人，有的打个招呼，有的说几句话。他的办公室在地委办公楼二楼东边，办公室的钥匙他从来不带，就放在门框上边。他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拖把，除了拖自己屋，还会把二楼走廊的地板也拖完。

孔繁森平易近人，没有架子。那时候，他的家属还在农村。午饭时，他都是到办公楼后边的机关食堂去打饭吃。有时，他拉上家属同是在农村的同事玄先昌，到后边的地委院里找饭吃；去得最多的，是到陈孝忠家里吃地锅大包子。

孔繁森心地善良，乐于助人。那个时候，他的工资只有50多元钱，可他总是慷慨解囊。玄先昌的外甥女生病，孔繁森主动帮助联系结核病医院；住院期间，他多次去看望，并资助钱和粮票。

孔繁森为人周到，交友广泛。他的办公室里经常坐满了人，不是天南地北的好友，就是地委大院的人员。每年大年初一下午，他就拉上玄先昌，到地区医院的郑福增、孙世瑞、李福伍等专家家里去拜年。王国生刚从东阿调到聊城地委宣传部时，住在地委第一招待所，孔繁森叫上玄先昌，到招待所去看望他。援藏干部宋来军、郑经石回聊后，孔繁森率人到他俩家里去看望。孔繁森在部队的老领导倪汉章从哈尔滨来到聊城，返回时，孔繁森让玄先昌把老领导送到泰安。

孔繁森敢于担当，亲民爱民。1975年10月至1976年10月，孔繁森率领工作队，到高唐县赵寨子公社蹲点包村。他骑着自行车，携带一把铁锨，经常到各包村点，与群众一起劳动。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当得知群众在自家院子里种菜，有人以种种借口要拔掉时，他主动和公社领导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保住了群众的劳动成果。

孔繁森尊重老人，关心老人。在高唐县赵寨子公社包村期间，他骑着自行车跑了50多里，去看望同事王克玉的父母。玄先昌的父亲住在地委院内，孔繁森经常到家里去看望；1979年4月25日第一次进藏前，他专门登门向老人家告别。

20世纪80年代末，我调到聊城地委党史办公室工作，办公地点就在地委办公楼的三楼西头。那个时候，孔繁森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编撰的党史书籍中，也收录了他的事迹。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考察途中，因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孔繁森因公殉职后，全国掀起了向孔繁森学习的热潮。孔繁森精神也激励着我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

如今，我已经退休多年，参加了聊城老干部组织的晚晴联谊社，经常聆听老前辈陈孝忠、玄先昌、刘继孟、郭月才等讲述孔繁森的感人故事。每当从那座办公楼旁经过时，我都会凝视二楼东头的那扇窗户，脑海里浮现出孔繁森生动鲜活的形象。在我的眼里，这座办公楼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因为它承载了我由衷的敬意与沉甸甸的思念。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