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学彪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时，在历史上，黄河也曾给人们带来沉重灾难。黄河像一条桀骜不驯的黄龙，横卧于中华疆土之中，每一次轻微的翻动都会造成令世人惊骇的灾难。诚如毛主席所言：“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据1988年出版的《山东黄河志》记载，从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56年间，黄河至少有38年发生大小不等的决口漫溢。骆承政主编的《中国历史大洪水》将水灾等级分为A——特大水灾、B——大水灾、C—— —般水灾三个等级。按他的统计，晚清发生A类特大水灾3次，发生B类大水灾9次。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二十四日黄河在东阿县王家庙（今东阿县铜城街道王庙子村）决口就属于大水灾。

《清史稿·河渠志》载：“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决山东黑虎庙，穿运东泄，仍入正河。又决历城杨史道口、寿张杨家井、济阳桑家渡、东阿王家庙，分注徒骇、小清二河入海。遣鸿章偕河督任道镕、东抚张汝梅会勘。”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续修东阿县志》载：“光绪二十四年夏六月，大堤决于王家庙。”又载：“二十四年，黄水涨发，异常浩大，阿境下段王家庙民埝决口，不数日，香山（今东阿县铜城街道香山村）大堤漫溢，邑北田庐俱没，波及聊、茌，一片汪洋，至冬春水涸，民埝大堤次第堵合。是年陶城铺以上至挂剑台大堤，亦几致溃决，官民抢护，仅而未漫。”

对于这场洪水，史料记载并不丰赡。而笔者收藏的一封当时查赈官员曹炳文呈递上官的禀帖，作为第一手资料，恰好可以补充正史中语焉不详的洪灾情况及赈济细节。（见右上图）

旧时下级官员向上司报告、请示的帖子称为禀帖。此禀帖的写作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日下午，也就是香山决口后的十余天。关于呈报人曹炳文，因笔者手头资料有限，所知不详。禀帖自称“谬荷局委”，此处的“局”当为山东河防总局。山东河防总局于光绪十年（1884年）在济南设立，受东河道总督和山东巡抚统辖，下设总办、会办、提调等职，并可调配知州、知县等地方官员，负责办理河帑出纳、岁修防守及协助监督州县官员放赈救灾事宜。一旦出现灾荒，督抚就会委派临时办赈委员前往灾区查赈放赈。汪志伊《荒政辑要》载：“各属地方辽阔，灾赈事务头绪纷繁，印官一身不能兼顾，故须委员协办。”因而，曹炳文应是河防总局派往东阿查放急赈的委员。

此禀帖仅写“大人阁下”，未有上款，暂无从查知写与何人。但不难推知，此“大人”当为山东河防总局的官员，即曹炳文的上司。文中曹炳文让其“代为婉求上峰”，此“上峰”，当是光绪帝派遣的钦差李鸿章、东河道总督任道镕及山东巡抚张汝梅。

当时，与曹炳文一起查赈的官员为“王令毓麒、江巡检希曾暨李令光华等”。王毓麒和江希曾不可考，而李光华时为东阿县令，河南浚县人，贡生出身，在任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再来看一下灾情。此次黄河漫溢决口并非一处，而是多处并发。《山东黄河志》载，自寿张至利津黄河沿岸10余县有16处同期漫决，44个州县被淹。禀帖中所言：“被灾百余村庄，所属数百余户。其受灾较重者约已过半，灾情稍次者不过十之二三，未受灾者仅存十之一二而已。满目汪洋，均属泽国。呼天吁地之声，哀不堪闻；嗷嗷待赈之念，望岁尤殷。伤心惨目，匪言可喻。”这仅是香山一处决口的惨痛景象。

据孟庆山《东阿黄河史》（见《东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记载：“王家大庙大堤出险，危在呼吸，急速奔往抢护间，堤顶蛰陷，溜高于堤数尺。其时奋力抢堵，奋不顾身，致有勇丁二人随水漂没，人力无法施展。于二十四日未刻浸溢，立时冲刷二十丈，渐刷至四十余丈，约分流十分之一。漫水在平、禹城入徒骇河。香山村七八十户人家仅剩一座砖墙北屋没有倒塌，四处一片汪洋，百姓齐上香山顶忍饥挨淋，大水过后方圆几十里大片良田被飞沙覆盖，长期颗粒不收，百姓被迫离乡乞讨。”透过这些史料，从整体到局部，灾情之重、百姓之苦，不难想见。

处在洪灾中的百姓，似乎没有多少自救方式，只有寄希望于官府的赈济，正如“嗷嗷待赈之念，望岁尤殷”。所谓“救灾贵在得其人”，“天下无救荒之奇策，而有救荒之良吏。”（蒋伊《救荒贵得人疏》）通过这张禀帖，我们可以看出曹炳文似乎算得上“救荒之良吏”。他接到任命，“抱病趋公”，从“初二日禀辞”到“初四日漏尽（深夜）安抵”，日夜兼程，赶赴灾区，不顾辛劳，于次日便乘坐小舟，历查被灾村庄，展现了一位心急如焚、勤勉务实的官员形象。尤为可敬的是，面对赈款不足的情况，曹炳文并未消极等待，而是“商同会衔，具禀续请赈款银壹千两”，并恳请上级“向局吹嘘一切”，以争取更多援助，甚至提到自己“凡办事总以脚踏实地为贵”，暗示希望上级能真正重视灾情。这种视民如伤、为民请命的良吏，在当时的官场着实难得。

可资对比的是，山东惠民县也在此次洪水中受灾，时任知县柳堂参与了当地的救灾过程，并写有《灾赈日记》传世。在他看来，委员的增设加大了赈款被盘剥的风险，从知府发往州县的赈款“在本府衙门留一半，大约幕友、丁役皆有所私之人；以一半交委员，委员亦有所私，再留一半，穷民得者寥寥矣。”当时的翰林院侍讲学士陈秉和也曾上折说：“所派委员与首事人等沟通，从中分肥。十户之中领者一二，逼令全村具领赈甘结，饿毙者不计其数。”（《军机处录副档》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对此，光绪皇帝的态度我们已无从查知，而其祖上嘉庆皇帝的痛心疾首可作参证：“国家办赈章程，良法具在。如果各州县实心经理，督抚认真查察，自能实惠及民。无如地方不肖之员昧良丧心，视同利薮，而派往查赈之委员等贤不肖亦复回殊，间或有持正之人，而嗜利者多，转深憎恶。”如果曹炳文果如其禀帖中自述“素性拙朴，凡办事总以脚踏实地为贵”，那他实在是当时查赈委员中少有的“持正之人”。然而事实真相如何，已淹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了。

如今这封500余字的赈灾禀帖，作为历史的见证，实为解码晚清治河的多棱镜。当我们触摸泛黄的纸页，重读这些文字，不仅眼前呈现出一幅哀鸿遍野的灾民图，更引发我们对历史脉动的深深思索。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