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陈金路

在东昌府区侯营镇马屯村东0.5公里的田野深处，几株老树枝杈间，藏着一处曾名噪鲁西的三教堂旧址。当年因教堂而形成的庙会，曾让这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三教堂

一个家族的集体记忆

这座被当地人称为“三教堂”的建筑，实则是明清时期中原乡村“三教庙”的典型样本。

6月13日，马屯村83岁的王明善回忆，庙宇坐北朝南，两进式庭院布局中，主殿供奉释迦牟尼、太上老君与孔子三尊塑像，东西厢房为僧道居所和乡绅议事堂；院内有龟驮石碑，碑帽雕龙；东侧套院设钟鼓二楼，东南角有古井，东北侧是庙地。

事实上，这种将儒释道同置一殿的建筑格局，正是明清“三教合一”思潮在民间的具象化表达，诠释着“三教殊途同归”的哲学智慧。

庙会的兴衰与家族的命运在此交织成史。王氏家族的迁徙史便是三教堂庙会兴衰的映射：高祖王士英兄弟三人从马屯老宅东迁，在庙前搭草棚卖水为生，因地处交通要道，茶水摊逐渐扩展为车马店。王士英育有五子，分别是王清弼、王清贤、王清平、王清太、王清茹。王氏家族历经五代人勤耕苦作，终成拥有数十亩良田的殷实家族。以王氏家族车马店为中心扩展的庙会区域逐渐形成了三堂村。

马屯村党支部书记王光雪说，20世纪70年代聊城地区地图上清晰标注的“三教堂”与“三堂村”，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个家族与庙会共生共荣、繁衍生息的真实见证。直到90年代“宅基地与耕地挂钩”政策实施，三堂村复耕为田，才从地图上消失，当年南来北往客商摩肩接踵的盛况，成为王氏后人的记忆。

庙会

教堂周围的市井狂欢

“三月十八，赶三教堂庙会去！”这句曾在鲁西乡间流传的吆喝，在马屯人的记忆里若隐若现。

据宣统《聊城县志》记载，三教堂庙会肇始于明代中期，定型于清乾隆年间，因地处四县通衢，逐渐发展为辐射百里的商贸盛事。会期五天的庙会实则是一场多元文化展演：凌晨的开庙仪式中，僧道合诵经文与村民鸣放鞭炮相映成趣；正午的戏台前，梆子戏与杂耍班子竞相争夺观众；黄昏的市集里，阳谷的柳编、堂邑的铁器与沙镇的炊饼在暮色中交织成一幅美丽画卷。

在莘县工作的王氏后人王建新曾听前辈讲，想当年，会首王清弼挥毫书写告示，这位博学的私塾先生，在大红纸上写下“公平交易”的会规，赢得围观者的声声赞叹。

庙会的经济逻辑暗合古代市集发展规律。最初依附于庙宇宗教活动的香烛摊位，逐渐衍生出“前三天卖吃穿，后两天卖骡马和农具”的周期规律。王建新说，三堂村北的沟渠边至今可见煤渣堆积，那是当年庙会铁匠炉的遗迹——铁匠们在庙会期间打制的锄头镰刀，曾随赶集的农夫走向鲁西平原的阡陌之间。

这种“庙会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在清代达到鼎盛。据王明善说，鼎盛时期庙会日客流量逾万，官道上的车马队能排出一公里地，茶馆酒肆的伙计需站在板凳上招呼客人。

20世纪50年代，三教堂改建为学校，那些被拆下的庙砖砌进教室墙壁，顽皮的学童经常在砖缝里发现残留的香灰。

活化

恢复庙会助乡村振兴

2025年初春，马屯村王氏家族微信群里一则“关于恢复三教堂庙会的倡议书”引发热议。发起者是在莘县工作的乡贤王建新，他在倡议书中写道：“当我们的孩子只知游乐园而不识庙会，当年轻人讨论‘国潮’却不知身边的文化遗产，恢复三教堂庙会不仅是为后代留住文化根脉，更重要的是符合当下的乡村振兴节奏。”这份倡议书很快获得百位村民联名支持，其中不乏在东北、山东半岛工作的游子，他们在回忆中共同拼凑出遗失的乡村文化图景。

复建计划面临的不仅是资金问题，更是文化遗产活化的时代命题。乡贤出具的方案显示，在原庙址西侧辟出一定空间，按“庙会遗址公园”模式建设：保留部分农耕地貌，采取措施保护残存的庙基遗址，新建建筑采用新中式风格，主殿作为三教文化展览馆，厢房设非遗工坊与乡村图书馆。除传统的戏曲杂耍外，庙会新增东昌葫芦雕刻、木版年画、聊城剪纸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展演，并引入“庙会数字地图”等智慧文旅设施。这种“最小干预”的复建理念，既回应了村民的乡愁诉求，又契合文旅融合的发展趋势。

站在马屯村东的田埂上，远眺三教堂旧址方向，几株老树像是历史的守望者，见证过庙宇的晨钟暮鼓，经历过学校的书声琅琅，如今又在倾听新时代的文化呼唤。当恢复三教堂庙会的思路逐渐清晰，人们期待的不仅是一场庙会的重生，更是一种将传统智慧融入现代生活的可能——就像三教殿里并列的圣像，在差异中寻求和谐，在传承中孕育新生。

王建新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三月十八庙会上的吆喝声会在马屯村东的空旷地带再次响起，只是这一次，它将带着农耕文明的基因，汇入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