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庆，1919年9月出生于高唐县董集村一个农民家庭。他早年在家乡读完小学，1933年考入县立中学。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

中学时代的李恩庆胸怀远大抱负，常常和同学谈前途、谈理想，筹划未来。那时，有些学生对富家子弟能吃喝玩乐十分羡慕，李恩庆却不以为然。他十分鄙夷地说：“纨绔子弟，出息何在？丈夫之志，必图大业！”

1937年上半年，李恩庆考入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被迫辍学。高唐沦陷后，李恩庆先后任教于本村和郭庄小学。其间，他借助教学之便，在课堂上向学生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课下召集进步学生和师友谈论国家大事，谋划救国之道。他说：“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国难当头，不立救国之志，何为炎黄子孙！”1939年秋，经同学王一青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抗日救国道路。

李恩庆入党不久，遵照中共高唐县委的指示，与杜文英、冯立泉建立了中共高唐县第五区委员会，他任书记。当时，高唐的抗日形势极为严峻：日军占据县城，伪顽势力十分猖獗，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受到夹击。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力量，李恩庆经常往来于亲朋好友之间，进行抗日宣传，积极稳妥地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发展了王一明、李金贵、尹增训、杨振一、杨奎亭等人入党。在他的领导下，第五区党组织的力量迅速壮大，一年内便有三分之二的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党员人数超过40人，成为高唐县党组织工作的先进区。

1940年5月，高唐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同日军、汉奸、土匪武装相互勾结，向中共领导的高唐北部地区大举进攻，先后杀害干部多名。八路军特务第三大队被挤出卫（河）东，转移到禹城县第八区一带。在白色恐怖面前，李恩庆带领全区党员严格执行党在敌占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团结各界进步人士，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选派机智果敢的工作人员打入敌伪内部分化瓦解敌人。同时，动员进步青年参加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武装。

1941年初，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经冀南、鲁西区党委协商并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意，卫东地区划归冀南区党委领导。同年2月，为便于开展对敌斗争，高唐划分为唐南、唐北两个县，分别建立县委，李恩庆任中共唐南县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冀南区党委为开辟运东根据地，组织武装东渡运河，进军高唐。李恩庆闻讯，带领一些党员趁夜割断了城西、城南一带日伪军的电话线，中断了敌人的联络，为八路军进入高唐敌占区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还与县委其他人一起组织唐南地下党员连夜赶印传单并四处散发，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战绩，鼓舞群众斗志。

冀南抗日武装在唐南、唐北县境内游击敌人一个多月，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之后奉命撤回运西根据地。此后，日伪军设卡子，封锁道路，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唐南处于腥风血雨之中，抗日斗争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面对极其险恶的环境，李恩庆以董集中心校长的身份，坚持战斗在唐南第五区。一次，李恩庆计划到岳父家所在的曲庄活动。曲庄坐落在马颊河西岸，是伪第五区区部所在地。敌人封闭了曲庄东、西、南三个寨门，仅留北门通行。当李恩庆来到北寨门时，发现站岗的伪军对进出的人盘查甚严，遂以“探病”为由进了村子。曲庄是地下党开展工作的重点村，李恩庆感到只用“探病”作掩护，不易对付伪军，便把自己扮成一个嗜酒如命的人，每次都带个瓶子打酒，以遮人耳目，方便进村。他在做完党的工作之后，就顺便在村地下党支部书记王一明家中装一瓶子凉水带回去，偶尔打算给站岗的伪军一点甜头时，才打上一瓶酒。李恩庆由此得了一个“空酒瓶子大老李”的绰号。

1942年2月，李恩庆接任唐南县委书记，随后赴设在武城的冀南区党委党校学习。4月29日，日军调集一万余人，加上各地的大批伪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发起规模空前、极其残酷的“铁壁合围”。当日12时左右，随区党委、行署机关、军区直属队在武城北部一带休整的区党委党校人员被敌人包围，李恩庆在突围中牺牲。

（张金洪）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