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秋成

赵以政，字存礼，又名赵化龙，1904年8月5日出生在山东聊城县（今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姚家园子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7岁跟在家里开设私塾的父亲赵子芳读书，1921年到聊城县立高级小学学习。少年时代，赵以政学习刻苦，成绩较好，生活朴素，见义勇为，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

赵以政于1922年冬高小毕业，次年春与父亲一同考入“聊城县地方自治讲习所”。但他们在讲习所学习的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内容，对改造社会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赵以政遂于1923年秋考入设于聊城的山东省立第二中学。

那时，正值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不断掀起反帝、反军阀斗争怒潮，山东省立二中进步师生多次举行反帝爱国游行示威。赵以政每次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揭露地主、资本家剥削劳苦大众的罪恶，控诉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五卅惨案后，他曾与几个青年朋友在街头演出自编的独幕活报剧，讲述了一个贫苦农妇让丈夫假装饿死，巧妙地躲过地主狗腿子逼债的故事。赵以政扮演农妇十分逼真，感动得观众热泪盈眶。为了探求和传播革命真理，团结进步青年，他还组织进步同学成立“民主研究会”，并在校内集资办起文具图书贩卖部，销售笔墨纸张等文化用品，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学免费租阅进步书刊。

1925年秋，中国南方出现了大革命高潮。山东省立二中、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一部分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投笔从戎，到南方参加革命。赵以政将贩卖部交给同在省立二中读书的二弟赵以凯等人继续经营，和同学聂子政、王寅生、孙大安等毅然于11月前往广州。到达广州后，他们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赵以政分配在工科大队工兵大队通讯队。在黄埔军校，赵以政受过周恩来的教诲，聆听过著名的共产党人熊雄、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的演讲，受到深刻的启发教育；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与国民党右派分子作斗争；多次写信给家乡的亲友，动员他们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在他的劝说下，赵以凯和另外十几名同学也考入黄埔军校军官预备班，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10月，赵以政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战役。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赵以政被分配在北伐军第三军朱培德部，历任排长、工兵连长等职。同年冬，在北伐途中的江西前线，赵以政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正在武汉的赵以政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关押，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获释。出狱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一安排下，他和王寅生、聂子政、孙大安等人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老家开展地下活动。

一天，赵以政以探望师友为名来到省立二中，人们纷纷前来看望这位出名的老校友，并请他就时局陈述己见。赵以政愤怒地揭露了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投靠帝国主义、背叛革命、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种种罪行；讲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的道理；呼吁一切爱国的志士仁人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

1927年，统治着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在全省到处搜捕所谓“赤化党人”，破坏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爱国活动，聊城这座古城一时变得死气沉沉。赵以政不顾环境的险恶，依靠师友，广泛团结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与军阀势力展开斗争，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不长时间，省立二中和省立三师的党员、团员就由十多人发展到二十多人。他们深入农村，先后到聊城城北的北周店、凤凰集，博平西南的袁楼，阳谷城北的郭店屯、曹庄、邵楼、朱堤口等地开展工作，与贫苦农民和农村小知识分子促膝谈心，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发展党员、团员，建立基层党组织，组织工农协会，动员开展抗捐、抗租、抗高利贷的斗争。

1927年10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在赵以政家，共青团山东省委秘书长张干民宣布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正式建立中共东昌县委（又称鲁西县委）的决定，张干民任县委书记，赵以政任组织委员。东昌县委领导聊城、阳谷、博平、莘县、东阿、清平、临清、濮县、朝城等地的革命活动。东昌县委机关设在赵以政家南屋的西间，县委成员在这里碰头、开会、研究工作，省委领导人也常来这里传达指示、布置任务。

东昌县委成立以后，赵以政接待来人，收发保存文件，为革命四处奔走，编写、刻印党的宣传材料，工作起来常常不分昼夜。

赵以政的父亲赵子芳是一位开明人士，但为人极为小心谨慎，对县委机关设在家里很不放心。于是，县委机关就暂时搬到了城北街清朝状元傅以渐的旧居、共产党员傅老九家里。但赵以政认为自己的家地处城郊，有学童出入，便于遮人耳目，比较安全。他耐心地说服老人，又将县委机关搬回家中。赵子芳也把来找赵以政的人当作亲人，周到地安排食宿，并主动放哨。

在东昌县委的领导下，聊城、阳谷、博平等地党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也相继建立起来，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创造了重要条件。东昌县委研究决定，对活动在阳谷坡里、杨庙一带以韩建德、曹万年为首的绿林武装进一步开展工作，改造这支武装，使其接受党的领导，成为举行武装暴动的重要军事力量。县委把改造这支队伍的艰巨任务交给了赵以政等人。一天，经共产党员杨耕心引见，赵以政在郭店屯于家店同韩、曹见了面。他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用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和新军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亮明了自己的政治身份。韩、曹当即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配合举行坡里武装暴动。

1928年1月14日，以韩建德、曹万年部为主的暴动武装，一举占领了阳谷县坡里德国天主教堂。赵以政在聊城参与了这次鲁西最早的武装暴动的组织、发动和外援工作。25天后，坡里暴动失败，张干民调回中共山东省委工作。3月，根据省委指示，赵以政代理东昌县委书记。5月，省委派人来聊城，在凤凰集召开东昌县委扩大会议，整顿、安排鲁西党的工作，决定将县委机关迁到博平袁楼，同时改组县委，赵以政改任县委执行委员。

1928年3月，奉系军阀在山东的统治已濒于崩溃，张宗昌的军队纷纷北撤。赵以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到博平袁楼一带发动党员和农协会员，扩大农民协会，组织秘密武装，并与省立二中、三师的党员、团员和进步师生取得联系，准备以他们为内应，待机举行暴动，一举占领聊城。

4月间，张宗昌部驻聊城的军队撤出，国民党军队尚未到来，聊城一时出现了政治、军事的真空状态。赵以政等人立即决定调集革命力量占领聊城，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扩大党的武装和政治影响。但是，国民党右派分子王慕桥等人纠合一部分封建地主武装抢先进驻了聊城。他们利用土豪劣绅，组成所谓“农民协会”，推出“民选县长”，并打出了“中国国民党聊城县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招牌，迎接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十八师程心明部入城，公开反共。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已掌握聊城地区包括赵以政在内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中共山东省委和东昌县委对赵以政的安全非常担心，在县委机关和其他成员转移后，指示赵以政迅速离开聊城。但是赵以政认为，自己离开会给工作带来很多不利，便毅然决定留下来与敌周旋，处理善后工作。

6月7日下午，反动武装“聊城县人民自卫预备团”团总王慕桥突然造访赵以政。赵以政明白自己已经完全暴露，当夜，他接待了一些同志，交代了以后的工作，安排他们转移，然后又去收拾材料。

8日拂晓，赵以政收拾完最后几件书信、材料准备离开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杨芳亭带着聊城县警备队包围了赵以政的家。赵以政把文件、材料烧掉，穿上白色长褂，告别家人，昂首挺胸，大步跨出了家门。

赵以政被捕后，被关押在“鲁西剿匪司令部”内。逮捕了赵以政这个鲁西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显示威风，专门组织了所谓“军法会审”，妄图从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但诱降、严刑拷打都没有使赵以政屈服。

17日，赵以政14岁的四弟赵以彭最后一次为哥哥送饭，看到血迹斑斑、遍体鳞伤的哥哥，泣不成声。赵以政语重心长地嘱咐弟弟：“不要难过，回去要好好劝慰父母，不必为我伤心。你和妹妹要勤奋学习，将来献身革命。告诉父母，要好好抚养我那唯一的未满4岁的孩子，将来继承我未竟的革命事业！”这一天，赵以政用手指在监所墙壁上写下了“爱国本无罪，革命更无辜，死刑复何俱，我径仰天呼！”的诗句。

19日凌晨，聊城四门和城中心的光岳楼等处，都张贴了“枪杀共产党人赵以政”的大幅布告。7时许，赵以政拖着沉重的镣铐，从“鲁西剿匪司令部”走出来。国民党反动派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派出了一个连的士兵押解赵以政。赵以政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一路大骂祸国殃民的反动派，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新军阀”“共产党是杀不完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在聊城南门外文昌阁英勇就义。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人物》

本版资料由中共聊城市委党史研究院（聊城市地方史志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