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保全

朱华亭，原名朱庆荣，又名朱景容，1906年2月4日出生在阳谷县安乐镇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朱锡恩以务农为生，为人忠厚老实，其母朱王氏未曾接受文化教育。

安乐镇是个拥有近千户人口的大镇，是当时阳谷县东北部的贸易中心、文化教育中心，也是传播进步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该镇外出求学者众多，他们返乡后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显著提升了当地民众特别是青年的思想觉悟，有力推动了革命活动的开展。朱华亭少年时期就读于镇女子小学，在此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的熏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她逐步确立了民主革命思想，积极反对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她率先在镇上放足、剪辫，并当众焚烧缠脚布和发辫。在朱华亭的带动和影响下，放足、剪发的女学生和乡村妇女越来越多，在镇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朱华亭还组织同学和进步女性在镇内及周边村庄持续开展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的宣传活动，使新思想在安乐镇一带迅速传播开来。

1923年，朱华亭考入设于济南的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和同窗张影新等人踊跃加入公开传播进步思想的读书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朱华亭还利用假期时间回家乡办补习班，不仅教授青少年文化知识，更向他们宣传进步思想，申云浦、朱朗霄、盛北光等中共阳谷县委的创始人，就是在朱华亭的帮助和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毕业前夕，朱华亭由父母包办，与安乐镇乡绅申集盘之子申伯锦成婚。由于婚前缺乏感情基础，加之双方在政治信仰和思想观念上存在根本分歧，二人婚后不断发生争吵和冲突。1925年秋，朱华亭毅然决定结束这段婚姻关系。

离婚后，朱华亭返回学校继续学业，但她已引起军阀当局的注意，随时有被捕危险。危急关头，她决定放弃学业，秘密离开济南返回家乡。经过深思熟虑，朱华亭决定投奔安乐镇南街的共产党员王寅生。此人既是申伯锦的表兄，也是当地重要的革命联络人。

王寅生很佩服朱华亭这样的新女性，他不仅鼓励朱华亭克服困难，还帮助她摆脱了现实困境。1926年，经王寅生介绍，朱华亭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鲁西北地区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1926年秋，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招收女学员。经山东党组织和王寅生推荐，朱华亭抱着“从军报国”的崇高理想报考该校，并以第十九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在此期间，朱华亭和同时考中的好友张影新等女学员，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斗争。1927年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指挥叛军进攻武汉。武汉分校师生改组为中央独立师，开赴前线迎击叛军。朱华亭和全队女兵参加了这场战役，并完成了收复沿线城镇、开展宣传、查抄土豪劣绅财产等工作任务，接受了革命斗争实践的洗礼和锻炼。

不久，因工作需要，党组织把朱华亭调离军校，派往由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领袖宋庆龄主办的妇女讲习所工作。在工作中，朱华亭深入了解妇女的疾苦，向她们宣传革命思想，号召她们积极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然违背孙中山先生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迅速采取应变措施，紧急疏散革命同志。同年夏，朱华亭受党组织派遣，与张影新、陶恒馥、叶英三位女战友及其他八九十名革命青年一道，远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在漫长的旅途中，这四位志同道合的女同志相互扶持，被同行的革命同志们亲切地称为“四姊妹”。

抵达莫斯科后，“四姊妹”均被安排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朱华亭学习勤奋，熟练地掌握了俄语，出色地完成了规定课程的学习任务，还攻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了头脑。

1930年春，朱华亭完成学业回到上海，被党组织派到上海高桥一带，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人运动。为便于工作，她化名“王世英”，与地下党员李新民等人共同组建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朱华亭乔装成普通女工，深入工厂车间了解工人生活状况。她还创办工人夜校，宣传党的主张，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与爱戴，为党在工人群众中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32年初，上海中共组织派朱华亭回山东开展工作。在济南期间，朱华亭积极翻译苏联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文献，积极编写宣传材料，揭露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她还化名“汪铭”，将宣传材料寄给在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上学的胞弟朱保明，通过校园渠道扩大革命思想的传播。

1933年7月，由于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变，山东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朱华亭重新回到上海，继续投身工人运动。此时，上海党组织因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而损失惨重，临时中央机关被迫撤离。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朱华亭临危不惧，同裴济华、毛道恂等党员坚持开展地下斗争，同时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

1934年，为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疏散部分留沪党员。朱华亭奉命转移至安徽合肥卢城中学任教。她对前来看她的胞弟朱朗霄说：“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要坚持革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她还叮嘱弟弟回家乡后努力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在认真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朱华亭还深入到师生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的反动行径，激发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受到同学们的尊敬。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党的决定，应宋庆龄邀请，朱华亭离开合肥，前往湖南常德，在宋庆龄主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工作。朱华亭先后任训练团第一团女生队中队长、女生第二大队少校指导员。

为了尽快培养出大批合格的抗战干部，朱华亭积极参与领导和指挥女生大队的训练，深入开展抗日宣传和抗日救亡活动，给女生大队的学员讲解国共合作、共产党的方针和全国抗战的新形势，提高学员对抗战的认识和参加训练的积极性。

不久，战时干部训练团女生两个大队转移到重庆，受到宋庆龄亲切接见。随后，全体队员被编入由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训练，约在1938年秋，朱华亭由党组织派往第五战区开展地下军运工作，公开身份是张自忠任总司令兼军长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五十九军军部中山室主任，主要任务是领导军队的宣传工作。

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地下工作，对朱华亭而言，既是全新挑战，也是严峻考验。凭借多年地下斗争积累的丰富经验，她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她把抗日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到各项工作、各项活动的全过程；她十分重视对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赢得军长张自忠、副军长李文田、参谋长张克侠等爱国将领的赞赏和支持；她关心、爱护士兵，组织农村妇女给士兵做军鞋，创办军人合作社，组织中山室工作人员为士兵代写家信；她争取建立军部中山室和俱乐部，订阅、购买大量进步报刊和书籍，拟定抗日宣传标语和口号，指挥剧团演出抗日救亡戏剧，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她同宋庆龄和冯玉祥将军的夫人、留苏时的校友李德全等妇女领袖建立并保持良好关系，借助她们的影响开展统战、宣传工作。朱华亭一直跟随第五十九军部队参战。在历次战役中，除了战地宣传工作外，她还经常冒着枪林弹雨、硝烟炮火奔赴前线阵地慰问官兵，向官兵发表演说，激励士气。官兵们钦佩她不怕牺牲的精神，称赞她是“抗日的女英雄”。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新的反共高潮，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朱华亭对这一破坏抗战的反共罪行无比愤慨，想方设法帮助新四军战士转移。她曾亲自为两名新四军战士办理第五十九军政治部证件，并资助路费，帮助他们安全转移。

在此期间，她还利用合法身份和军队合作社的业务，掩护和帮助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陶铸等人脱险。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调整地下工作的部署和组织力量，抓紧疏散转移革命骨干。朱华亭以第五战区地下党负责人的秘密身份和第五十九军中山室主任的公开身份，转入南阳十里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开展军运工作。但此时，朱华亭的革命活动和地下党员身份已经被第二集团军中的国民党特务察觉。尽管胞弟朱朗霄多次劝她撤离，但朱华亭认为，党交给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不能退出阵地。

1941年7月14日，第二集团军国民党特别党部特务张澄园，借请客之机，将朱华亭诱捕并残忍杀害。这位忠诚的女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对党的誓言，牺牲时年仅35岁。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人物》

本版资料由中共聊城市委党史研究院（聊城市地方史志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