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的引路人刘振亚
□ 王秋成
刘振亚,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今临清市)吕堂村一个地主家庭。1920年,刘振亚进入本村国民小学读书,师从其姑丈刘养元(时任校长兼教员),系统修习国文、算术、常识及修身等课程。
1924年,刘振亚不顾父亲强烈反对,考入临清城里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育英小学,两年后升入该校新增设的中学班。在校期间,他不仅认识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更接触了民族独立等进步思想,对校方推行的奴化教育产生强烈抵触情绪。为约束其思想,父亲为他操办了婚事。
1926年,刘振亚联合数名进步青年愤然离开育英学校,转入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该校设于临清)就读。但因循守旧的父亲强行令其中断学业返乡。
面对这一家庭与理想的深刻矛盾,刘振亚决定离家追求革命理想。1928年,适逢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西北军)军官学校校长、临清同乡张自忠返乡招募青年学生,刘振亚毅然报考已迁至开封的西北军军官学校(该校以纪律严明、生活艰苦著称),被编入第二大队工兵队。在校期间,经工兵队分队长、中共党员杜宗周介绍,刘振亚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的组织。
1929年初,刘振亚的表叔专程来探视他,并告知其妻子产后因忧思成疾不幸离世的消息。闻此噩耗,刘振亚悲痛欲绝。他将一张照片托表叔带回老家后,便与家人彻底断绝联系,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
1930年,刘振亚军校毕业后,历任冯玉祥部第三十八师见习参谋、第十三师参谋等职。同年10月,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利,其麾下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率部投蒋,部队经整编后,刘振亚调任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上尉参谋。在此期间,他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坚持与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并积极联络进步青年。不久,蒋介石调遣第二十六路军开赴江西宜黄、乐安与红军作战。部队到江西后,官兵水土不服,病亡者众多,加之补给匮乏,官兵厌战情绪日益蔓延。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土地革命蓬勃开展,工农生活显著改善,红军内部官兵平等的作风,与国民党军队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鲜明对比,致使二十六路军官兵离心倾向加剧。面对这一情况,刘振亚曾考虑联络志同道合者一同加入红军,或为红军提供军事情报,甚或策动部队整体倒戈。然因未获上级党组织明确指示,他始终严守纪律,未贸然行动。
刘振亚当时是第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组织保持联系的共产党员。为了汇报第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及时获得党组织的指示,他派遣刚归队的共产党员袁汉澄(袁血卒)赴开封联络地下党员陈立。经开封党组织转介,袁汉澄又前往上海与中央特派员朱瑞取得联系。朱瑞代表党中央作出重要指示:鉴于第二十六路军具备革命条件,决定派遣王超、袁汉澄、李肃三人前往江西,协助刘振亚开展工作,力争将这支部队争取到革命阵营。袁汉澄离队后,刘振亚迟迟得不到回音,心里非常着急。1931年3月,正当蒋介石准备大举进攻红军的时候,刘振亚向旅长董振堂请假,亲自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
刘振亚行至南京,恰好在下关码头与从上海来的王超等三人相遇。王超向刘振亚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刘振亚则向他们详细介绍了第二十六路军上层军官的政治态度和基层官兵的思想倾向。
刘振亚介绍情况后,四人根据中央指示研究决定:充分运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西北军中的政治影响,通过同乡、同窗等社会关系,秘密开展革命宣传,发展党的组织。返赣后,他们分头行动:刘振亚仍任原职,李肃、袁汉澄、王超分别潜入第七十四旅、第七十九旅和总指挥部开展工作。刘振亚等人先后发展第七十三旅参谋李青云等多人入党。经中共中央批准,第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成立,刘振亚任书记,下设官长、士兵两个支部。特支成立后,党的组织工作得到有力推进。
第二十六路军特支成立后,立即将争取总参谋长赵博生作为工作重点。刘振亚主持多次会议研判赵博生的思想动态,决定通过密信试探。在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的协助下,赵博生收到密信后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经严格考察并报党中央批准,1931年10月赵博生被吸收入党,标志着党在第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党中央在批准赵博生入党的同时,针对宁都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官长路线”倾向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刘振亚、袁汉澄、李肃深入士兵中开展基层工作。刘振亚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首先,他调派共产党员李青云担任第七十三旅学兵连少校连长,同时以参谋兼教官身份定期到学兵连开展政治教育。通过讲课、谈心等方式,向以京津爱国青年为主的学员宣传党的主张,提高其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在刘振亚等人的努力下,学兵连很快建立了中共士兵支部,成为党在第二十六路军中的重要阵地。为进一步掌握武装力量,刘振亚主动请缨担任旅特务排排长,直接领导基层士兵。1931年底,第二十六路军爆发抗日请愿运动,董振堂率第七十三旅率先北进至距宁都30公里的胡冷嘴。蒋介石闻讯后立即严令部队撤回,并调嫡系部队封锁北线,威胁“侈谈抗日者杀勿赦”。这一事件使第二十六路军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
以刘振亚为首的特别支部与赵博生多次研判形势,认为第二十六路军革命条件日趋成熟。经周密部署,特别支部采取三项措施:一是开展有组织的政治宣传,激发官兵抗日爱国热情;二是建立半公开的群众组织,扩大革命基础;三是重点争取中下层军官支持。很快,部队中涌现出“北上抗日”“联合红军”等进步呼声。
特别支部派袁汉澄把这令人鼓舞的革命形势迅速报告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立即指示:周密制订起义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在适当的时机发动起义。整个行动由赵博生负责指挥。
党组织和赵博生经过周密研究,准备了三个起义方案。为了使起义成功,刘振亚与赵博生不仅团结下层官兵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而且尽量争取高中级军官的同情和支持,先后团结了董振堂、季振同和第七十四旅第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人。
起义筹备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时,南昌党的秘密联络机关突遭破坏,第二十六路军党组织领导人名单、党对第二十六路军活动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均落入敌人手中。1931年12月5日,国民党军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电报,责令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并星夜送行营惩处。与此同时,国民党飞机向宁都空投蒋介石手令,严令肃清军中“反动分子”。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罗亚平把电报交给了刘振亚。刘振亚马上找赵博生等人研究决定,由赵博生以参谋长身份复电南昌“遵令照办”,稳住南昌,同时派袁汉澄急赴中央苏区向军委汇报请示。军委决定:以最大努力争取第二十六路军全部起义;起义后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派左权、刘伯坚、王稼祥携带电台,在宁都城南40公里的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厚联络指挥,并派红军第四军在会同方面相机接应。特支认真研究了军委的指示,决定于12月13日发动起义。随后,赵博生根据党组织的决议找季振同等人征求意见,他们一致表示拥护起义。这一系列果断决策,为宁都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起义前夕,宁都党组织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刘振亚等特支成员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但就在起义的前几天,第七十四旅要求把预定的行动日期推迟一天。公开的理由是,据传第二十六路军的2万套冬衣和11月份的薪饷及费用已运到广昌,不日即可收到,而真实的原因是该旅某些人嫌编为第十六军番号太小。于是,刘振亚再派袁汉澄等人星夜赶到彭县向军委请示。军委作出批复:起义推迟一天;胜利后,全军改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当即发给由毛泽东、朱德签名的委任状。另外,军委又附送军事地图一幅,上面标明了起义军的行进路线和沿途敌我态势。根据军委的指示,特支和赵博生一起,缜密地研究制定了起义方案。
1931年12月12日,刘振亚、李青云把学兵连拉到城外长明垴、老西坝一带,以野外演习为名,熟悉通往苏区的道路和地形,绘出了简易地形图。14日黄昏,赵博生宣布全军起义。15日晨,第二十六路军两个师1.7万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开往苏区,刘振亚率领特务排负责交通。16日,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读了关于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的决议和军团干部的任命。在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这支国民党军队逐渐转变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宁都起义胜利后,刘振亚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第一三〇团团长。1932年12月中旬,在中央苏区隆重纪念宁都起义胜利一周年时,党中央给他颁发了红旗勋章。刘振亚于1932年末调任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参谋长,1933年进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后调回红五军团,1934年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前线担任警备司令。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刘振亚任红五军团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后在途经贵州都匀时不幸病故。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人物》
本版资料由中共聊城市委党史研究院(聊城市地方史志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