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天华

很多人不知道我有挖河的经历，但我确确实实是挖过河的。

挖河也分档次：挖邢郭沟、二干渠、七里河，只能算挖沟修渠，是小打小闹；只有挖徒骇河、马颊河，或者下过位山清淤、上过黄河复堤，那才叫挖河，才称得上是挖过河的。

我挖的就是徒骇河，当时住在茌平博平镇（当时为区）的尹栾村，憋着一股劲儿干了整整七七四十九天。

一

按照当时的规定，年满18至45周岁的公社社员就该“上河号”了。1968年冬，我与老三届的初高中生一起离开学校的时候，刚好满18周岁。1969年春挖徒骇河，就自然而然地轮到了我。

在生产队里，只有出过河工、挖过大河的，才称得上挣十分工的整劳力。所以，没干过多少农活、没下过多少大力的我，虽对上河有着些许惶恐，却又好似充满了期待。

出发那天，大家收拾好粮草、工具、行李，一拉溜胶轮车排在路口，颇有壮士出征的气派。生产队长来为大家送行，上下打量着我微微一笑，打趣说：“就你是第一次出河工、挖大河的，可别半地里打了邮包啊！”我知道，这打邮包可没多少褒义，是指在河上累垮了台，自己认怂，中途被人换回来的。本来有点儿惶恐的我，被队长这句话一激，反倒挺直了胸脯，暗自下定决心：这回上河，就是累个臂弯腿折、半死不活，我也要咬牙撑下来。

我们住在尹栾村东南角的一处空院里。三间北屋成了公社的指挥部，四间东屋是大伙房。我们则在院子南侧的空地里挖土筑墙，搭起了半阴半阳的地窨子，安顿下来。

徒骇河属海河水系。治理徒骇河是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是分期施工的，以前已实施过几期。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将河口向西拓宽15米。按每人每天动土1.5立方米折算一个工日，共计75个工日。

施工第一次实行大班作业，即由原来将工程分到生产小队改为生产大队。这样就扩大了作业面，便于调剂人手，按老河工的行话说“能转开身子”“不窝工”。

我最初承担的任务是“拉坡”。手握一把一米多长的铁钩子，钩子上端拴有拉绳。当推车的河工驾起车把，发力上坡的一刹那，我便将钩口朝下，一下子钩住车前横辐，随即拉绳上肩，与推车人形成合力，将车子拉上崖来。然后摘下钩子，返身下坡，再去拉另一辆。这样上下往返，手脚不闲。相对来说，拉坡是整个河工中最简单的活。一开始让我干这个活，也是对我第一次上河的照顾。所以我挂钩摘钩力求快捷，拉车时全身前倾、双腿蹬直，竭尽全力。推车人齐夸我不惜力气。我则说，我可以叫人说我没劲儿、劲儿小，绝不叫人说我有劲儿不使！

十几天后，河上调整分工，我被安排装车。装车的一共八个人，每四人负责一个车位。推车的将空车放在一个车位，随即去另一个车位推起已装满土的车；另一个推车人将空车放到这边刚腾出的车位上时，那边的车早已装满，跨过去随即驾车就走。装车要保证做到车满等人推，不得人等车装满。四个人分列两边，装车的节奏速度要大体一致，不然，车子便会倒向装得快、装得多的一侧，或造成车辆“偏沉”，不好驾驭。重车刚走，空车又来，如此循环往复，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比起拉坡来，的确紧张忙碌了许多。

二

虽说河上没有轻松的活计，可驾车推土尤其辛苦。我们使用的木制独轮车，俗称“胶轮”，两侧各装配有一个条编车篓。推车运土要从河道施工面上坡至河口，经过二百多米的河滩，然后再登坡上堤，最后将土倾倒至大堤外侧。往返一次足足六百米有余。一天往往要推40车左右，日均负重行程超二十公里。驾车推土讲究按队列行进：身强力壮的开工即驾头车，其他人紧跟其后；休息或收工的时候，也是头车先闸下，后面的才陆续停下来。大家体力有强弱，速度有快慢，但行程在那里摆着，要超人一车并不容易。装土时两侧车篓装得满满当当，捂出了尖儿，人称“两个尖儿”；有时候推车的来得慢了点儿，车篓装满后，又继续往中间车梁上培土，“两个尖儿”就成了“一个尖儿”。河越往下挖，土的含水量越大，车也越发沉重；而在滩地里上大堤因坡路较长、坡度较缓，并不像在河道里上崖那样安排有拉坡的相助。驾车推土前行非得铆足了劲儿，不然，稍有松懈，便寸步难行。

我是主动要求驾车推土的。我想：既然上河了，就要像个挖河的，不能吃“赖份子”，让人笑话，留下“话把儿”。

推土这活儿，确实不简单。既要用力气，又要有技术。两手驾起车把，搭襻上肩，上身前弓，双腿后蹬；靠双手的把控和身体的扭动掌握平衡，腰腿手脚并用全身发力推车前行。一开始，我确实有些跟不上点儿，经常成为“末车”，每次休息或收工，我差不多都是最后一个停下来；在我刚想喘口气时，那边车已装满，“头车”又开动了。有一次，我一“别愣”，将车子歪在了半道里。看到后面的车一个一个越过去，我不敢停留，立起车子把车上的半车土推上河堤。收工后，我自己将倾倒在半道里的土装到车上，运到该倒的地方。带工的大队长和河工们都夸我守规矩、做得对。

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远远望去，真称得上是千军万马、人山人海，红旗彩旗迎风招展，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不由得使人想起毛主席的诗句“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其实，各个大队都暗暗较劲儿，谁也不愿落下。一旦两边的施工面挖下去，自己的工地成了“炮台”，就会加班加点，甚至进行夜战，决不能在高处丢人现眼。

我们队也是一样。每天一上工，大家都像开动了的机器，在各自的工位上不停地运转。没有人会偷懒，那种场合、那种气氛，也容不得任何人偷懒。累自不必说，全身僵直，腿都不会打弯。收工后大家先钻进地窨子，四肢伸开、平躺在地铺上长舒一口气，侍缓过劲来才会去洗脸吃饭。虽说是“十七、十八力不全”，但年轻人终究精力旺盛，睡上一宿，第二天仍旧元气满满。

由于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大家的食量都特别惊人。一斤干面能蒸出六个杂粮窝窝头，我一顿最少吃四个，最多的时候吃过六个，现在想来，真不知那时的胃口怎么那么大。

三

干活苦累，总盼着有个“风休”“雨休”的。那时，国家对出河工的农村社员，是有补助的。每个工日补助一斤半原粮、九角钱。从家到工地的往返路程，各加一个工日。遇到大风沙尘天气和雨天，按天记工日。所以，如偶遇“风休”“雨休”天气，是河工们最惬意的时候，可以睡大觉、侃大山、打扑克、走五子棋，串串有熟人、有亲戚的其他大队工棚，总觉得机会难得、其乐融融。

县、区常有文艺宣传队来工地慰问演出，为民工唱几首歌、跳几支舞、表演几个喜闻乐见的节目，以丰富生活、鼓舞士气。电影队也时常来河工驻地放映电影。平时还能看到《海河战报》之类的油印小报和一些文字资料。河上的生活虽以苦累为主，但还算得上是丰富多彩的。

那次上河，土工75个工日，加上往返路程2个工日和4个工日的“风休”“雨休”，共计81个工日。我们实干了49天，生产队里按81天给我们记工分，国家补助的粮款剩余和工具使用费也都平均分给了我们。我和在一个锅里抡过勺子的河友们都喜笑颜开，觉得赚了个盆满钵满。

上河没打邮包，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整劳力。刚过完麦，我又挖了一次引黄二干渠，住在杨官屯区的冯营（现属肖家庄镇）。从那年冬天开始，我先后被安排到本村小学、袁庄联中、贾寨中学担任民办教师。自此，再也没有了挖河的机会。

我结婚后，有人问俺媳妇：“他家那么穷，你怎么就嫁给他了？”俺媳妇说：“他当民办老师，不用上河，我一年可以少给他做两双鞋。”

至于我，就是在乡镇任职党委副书记和人大主席的时候，也曾时不时地炫耀：“我也挖过河！”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