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敬达　孙善英

1940年，结婚不久的张延积和张荣夫妇被党组织派往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回族古镇张鲁集一带开展地下工作，被安置在抗日堡垒户——张鲁北街李福臣家里。在居住的一间小小的土屋里，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党的工作，发展新的同志，印传单、写标语，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1942年6月24日凌晨，张延积夫妇在莘县张鲁镇南无村开了一夜的村干部秘密会后，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往驻地张鲁时，得知日军在进攻张鲁，镇长李仲允正在带领民兵阻击敌人，掩护群众撤离，他们夫妻俩立即加入了阻击的队伍，与李仲允一起指挥战斗。

当黑压压的日伪军冲上来的时候，张延积夫妇心中所惧的并非自身的生死。他们从入党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而且多年来他们已经多次经历过身处绝路、死而复生的险境。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他们那间小土屋——在那间不起眼的小土屋里存放着上级的秘密文件、工作计划和安排部署的相关文件，还有附近几个村的村干部和党员骨干名单。这些资料一旦被敌人搜去，党的地下组织就会被破坏，不仅所有努力前功尽弃，更会致使多位同志牺牲，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一重大责任迫使他们必须立刻返回住处，将这类关乎生命和工作成败的重要资料迅速收藏或销毁，对这些资料的保护，就是对党员干部生命的保护。他们夫妇二人虽然身在村外，但他们的心早已飞回了那间小屋。

可是，当前的形势又不容他们离开，敌众我寡，只能阻击一时而无力阻挡敌人进村破坏，况且眼前阻击的游击小组人员少、武器差、缺乏专业训练，战斗力弱。张延积夫妇都是来自正规部队、经过正规训练、富有作战经验，他们是阻击队伍中的骨干和主心骨。他们沉着、镇定的指挥是这场阻击战强有力的保障，只有阻击了敌人，才能延缓敌人进攻时间，让全村的群众撤退到马颊河以西地带。在这关系群众生命的关键时刻，他们俩必须坚守阵地，一刻也不能离开。

由于他们的成功阻击，村里的群众和粮食实现安全转移。敌人“扫荡”结束后，出城抢粮的敌人一无所获。可是，在这次阻击中，他们也付出了代价，镇长李仲允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延积的无价之宝——那些放在居住土屋里的重要资料也不翼而飞，片纸没留。

令他们欣慰的是群众得救，粮食和财产保住了，而让他们痛心不已、万分内疚和遗憾的是那些重要资料的丢失，这会直接导致附近村里的党员干部身份暴露。想到这，张延积觉得自己罪责深重。正当张延积夫妇一筹莫展地看着屋内的一切，捶胸顿足、懊丧无奈、后悔莫及的时候，房东李福臣走了进来，看到眼前的情形，猜透了老张的心思，宽慰他说：“张同志，看你满头冒汗，是否病了？”张延积有些无奈地答道：“没有啊！”“你准是病了，而且得的是心病。”老李肯定地说。“别添乱了，我心烦得不得了。”张延积不耐烦地摆摆手说。“我有一副药，保你药到病除。”李福臣继续说道。“什么药？”张延积夫妇奇怪了。李福臣没回答，只是走到粪坑处，用农具挖出了一个瓷坛，掀去盖着的瓦盆，从坛中掏出了一件件“宝贝”。张延积一见，眼睛亮了，立刻上前查阅了一番，上级秘密文件、党员干部名单、工作资料俱在，一样不少。张延积像做梦一样惊喜地赞叹：“你的这副药，贵似千金，天下难寻，真是妙手回春，药到病除，我的心病全好了！”

原来，李福臣夫妻俩见张延积夫妇外出开会未归，便急中生智，在敌人“扫荡”前就把资料统统放在坛子里，口上倒扣上一个瓦盆，挖坑埋在粪坑里，上面再洒上大粪，又脏又臭，这样敌人就不会接近、更谈不上找到这些资料了。

李福臣虽然不是党员，也没有参加党的地下秘密活动，但是他是可靠的堡垒户，懂得张延积夫妇办的都是正经事，从不打听、过问，更不会泄密。这次大“扫荡”正赶上张延积夫妇外出开会未归，他虽然不知道放在屋内的是什么，但他意识到这些资料都很重要，决不能落入敌人之手。于是，他们夫妻俩对如何保护好那些资料进行了一番合计，如果带着外逃，一是担心丢失，二是担心遇到敌人搜索。但是，放在家中，家徒四壁的，容易被敌人搜索到。最后，夫妻俩就想到了这个办法，借助粪坑和瓷坛，不但保存了党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掩护了党在农村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