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庞洪锋

我念高小时，家里的“购粮证”由我姥爷保管。有一天，姥爷要去公社粮店买面，我看见了，就自告奋勇地说我去吧，姥爷交代了好一阵才放心地把“购粮证”递到我手上。我兴冲冲地骑着父亲的飞鸽牌自行车，到公社粮店买了一袋重五十斤的面。

我顺利把面袋子驮到家，没想到，解面袋上的两根线，让我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我翻来覆去解不开，就只好借助于外力了——我从姥娘的针线筐里拿了剪子，准备把封口剪开，把面倒进面缸。正在这时，姥爷买菜回来了，他一见我那手忙脚乱的样子，就笑了：“傻小子，跟我学。”说完，姥爷两手往面袋上稍一摸索，变戏法似的就把很结实的两根线从面袋上分解开拽起来了。我一时觉得姥爷是世界上最有本事的人。

自那以后，隔几天我就问姥爷：“该去买面了吧？”姥爷就会笑着说：“还有不少呢！”以后家中买面，就成了我的专属，我能像姥爷一样轻松提起那两根封口线了，每到那时，我心里就很得意。

近日，我整理家务，发现了一本“购粮证”，封面印着“居民粮食供应证，一九九五年制”的字样。翻开封面，背面是注意事项，共五项，写着“此证供本市居民购买粮油使用”“粮证号码：3548，供应粮店：王口”等字样，又让我想起购粮往事。

那时，去买米或面，入王口粮店大门右拐，第一个门是开单子的。拿着开好的单子，进到卖粮大屋，门中靠前，东西走向，是个长长的平台，平台中，有用白铁皮扩成的若干个漏斗。将单子递给过磅员，无论买米还是买面，过磅员称完，用铁簸箕端过来，我早已将自带的布口袋袋口撑开在漏斗下面了。过磅员从漏斗上端倒下，倒完之后他常用手在簸箕背面用力拍打三两下，让残留在簸箕上的粮食都倒入布袋中。

当时，市民还可以在王口粮店领油票。进了粮店往里走，路右侧的几间平房就是领油票的地方。

有一天，我先用购粮证开了领油票的单子，再去另一个屋子领油票。发油票的是个女同志，看起来四十多岁。我把单子隔着柜台递给她，她正忙着，接过单子，还是继续忙碌，我就站在柜台外面等着接油票。等了好一会儿，那位女同志一直低头忙碌，好像忘了发给我油票的事了。我忍不住问：“同志，给我油票啊！”她抬起头来，说：“油票不是给你了吗？”当时，我的头一下变大了，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愣了好大一会儿，才说：“你没有给我油票。”她还是说：“给你了。”僵持之际，从里屋走出来一位女同志，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朴素。她问咋回事，我说了一遍事情经过，这位女同志让我跟她进了里屋。屋里还坐着一个青年女子，领我进屋的女同志走过去给青年女子轻轻说了几句话，那青年女子就从抽屉里点出几张油票给我，正是我要领的数量。我当时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回家之后，我见谁就给谁讲这件事。此后，我对王口粮店一直充满了好感。

“购粮证”之于如今的年轻人，已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需要讲述这些老物件背后的故事——让旧时的记忆，都能被妥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