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克锋

11月10日，一部80万言的《聊城卫运河研究》在冠县会议中心揭开面纱。这部历时近20载、跨越10万公里完成的学术巨著，不仅填补了隋唐大运河研究的空白，更见证了一群文化守望者如何用脚步丈量历史，用执着唤醒记忆。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条千年运河的前世今生，聆听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故事如何在新世纪重新响起回声。

寻根

为卫运河撰写“身份证明”

当卫运河的波光再次映照聊城这座“两河明珠”城市时，这部被誉为聊城“隋唐大运河研究开山之作”的专著，终于迎来了与世人见面的时刻。

“这是聊城社科规划史上首个隋唐大运河研究项目。”聊城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市社科院院长吴文立的声音里透着欣慰。他见证了这个项目从萌芽到结果的全程——从地方文化研究的冷门课题，成长为填补学术空白的重大成果。

“这部著作既是解读聊城运河文化的‘百科全书’，更为我们推动文旅融合、传承历史文脉提供了坚实支撑，让沉睡的遗产真正焕发生机。”山东省社科联学术部部长、挂职冠县县委副书记姚武太在首发式上感慨道。

卫运河，这条在聊城境内仅74.52公里的河道，却承载着1800多年的漕运记忆。它像一本被岁月浸透的史书，页页都写着“南通十省，北拱神京”的辉煌。然而，相较于声名显赫的京杭大运河，它始终像一位隐士，静默地流淌在历史的边缘。

主编戴敬仁，这位在冠县北馆陶镇工作多年的地方文史专家，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要做的，就是为这位‘熟悉的陌生人’办理一张完整的‘身份证’。”

问道

20年风雨打磨文化珍珠

这是一场始于2006年的文化长征。当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消息传来，戴敬仁和几位同道中人背上行囊，开始了他们的田野调查。谁也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近20个春秋。

10万公里行程，如同用脚步丈量历史；万余次走访，仿佛与先民隔空对话；两千册文献查阅，恰似在故纸堆中淘金。团队穿越鲁豫冀三省，在方志碑刻间寻觅，从墓志铭文中求证，向民间口述采风。

年近八旬的杨俊平道出了修书的艰辛：“修改一句话，就让我整夜失眠！”而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些田野里的坚守——许军在近40摄氏度高温中拓印墓志，石林和宋建国在荆棘丛中寻找失联的无人机，马月起提供20多张墓志铭拓片……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文化传承者的执着。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戴敬仁引用唐诗形容这段历程。这部著作的每一页，都浸透着团队的心血与汗水。

铸魂

从历史长河到时代清流

《聊城卫运河研究》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部让历史“活”起来的文化史诗。

书中，曹操开凿的白沟、隋炀帝疏浚的永济渠、明清时期的“黄金水道”，这些沉睡在史籍中的名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更珍贵的是，那些鲜活的运河记忆——临清贡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的特质，霜降时分的“喊河”仪式，气势恢宏的卫运河号子，都在这部书中得到了系统的抢救性整理。

“这部著作让卫运河这一‘活态文化遗产’的学术价值得到充分彰显，为运河文化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鲜活样本与坚实基础。”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郑民德评价道。

聊城市委党校文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韩晓辉则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补充：“卫运河的千年文脉需要这样系统梳理与阐释，这正是我们践行新时代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

“我们不仅是在研究一条河，更是在唤醒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戴敬仁说。2021年元旦前夜，他收到一张珍贵的图片，证实了唐代永济县城的确切位置。“那一刻，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历史的心跳。”

聊城市社科联的“地方文化研究工程”为这项研究注入强大动力。吴文立表示：“我们要让研究成果从书斋走向田野，让静默的史料说话，让尘封的历史起舞。”

筑梦

让文化薪火照亮未来

《聊城卫运河研究》的出版，恰逢聊城迈入“黄河+大运河时代”的关键节点。这部著作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更为“两河明珠”城市品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

在冠县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这项文化工程凝聚起了各界力量。从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的学术指导，从各乡镇宣传委员的积极参与，到省内外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共同绘就了这幅文化传承的壮美画卷。

“媒体有责任搭建文化传播桥梁，让静态的史料变成动态的文化产品，让卫运河故事成为‘两河明珠・运河聊城’最亮眼的名片。” 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副主任张东方表示。

“文化的传承非一人之功，需众人之力。”戴敬仁的这句话，道出了这项工程的深层意义。而今，书中提出的建设卫运河博物馆、推动卫运河文化故事申遗等建议，正在从纸上的文字变成具体的行动。

卫运河的波涛依旧日夜奔流，而《聊城卫运河研究》的出版，如同在历史的河床上立起了一座航标。它告诉世人：每一条河流都不只是水的集合，更是文明的载体、文化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