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更隆

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县城餐厅的玻璃窗，在铺着红纹桌布的餐桌上跳跃，将那一片红映照得愈发鲜亮，仿佛盛满了团圆的喜气。蛋糕上“福如东海”的烛火轻轻摇曳，82岁的母亲坐在主位，银发被阳光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孩子们攥着糖果围在桌旁叽叽喳喳，我和两个妹妹忙着给母亲布菜——这是我们家延续二十多年的寿宴，从农村老家的土坯房到县城明亮的餐厅，地点在变，可满室的热闹喜庆，始终未变。

菜刚上齐，大妹夫便从带来的“东阿王”纸箱里取出一瓶酒。拧开瓶盖的瞬间，一股淡淡的酒香悄然漫开。大妹夫先给我和两个妹妹斟酒，杯口泛起细密的酒花；不喝白酒的母亲、小妹夫和孩子们，则端起五颜六色的饮料，杯盏轻轻一碰，奏响了祝福的序曲。

“来，咱们先举杯！”大妹夫端起酒杯，声音洪亮，“祝妈健康长寿、福如东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我们纷纷起身，白酒杯与饮料杯在空中相击，清脆的碰撞声里，母亲笑着点头，眼角的皱纹里满是知足。二妹笑着打趣：“哥，你这酒瘾又犯了？不过说真的，这‘东阿王’确实顺口。”一句话逗得满桌人笑起来，喜庆劲儿又浓郁了几分。

欢声笑语中，我的目光落在母亲含笑的脸庞上，心头仿佛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眼前这快乐的喧闹，与她曾经独自扛起的那些清冷岁月，仿佛隔着时光轻轻相叠。

母亲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当年外婆身体不好，家里的针线活全靠她：弟弟们的布鞋、妹妹们的花袄，一针一线都出自她的手。寒冬腊月，她坐在煤油灯旁，手冻得通红，仍赶着手中的活儿，生怕过年时他们穿不上暖和的新鞋新衣。

后来母亲结了婚，依旧保持着爱干净的习惯。尽管我们老家的土坯房墙面斑驳，地上却每天都被她扫得干干净净，桌椅也被擦得发亮。可这份安稳没持续太久，父亲在我13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家庭的重担一下全压在她瘦弱的肩上。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亩田地成了家里的生计来源：盛夏麦收季，天不亮她就揣着冷馒头下地，镰刀割得麦秆“嚓嚓”响，手臂被麦芒扎得通红；给棉花打药要选正午时分，二十多斤的药桶勒得她肩膀红肿，汗水浸湿的衣服粘在背上，有时天太热，身体不舒服时，她也只是拍拍额头轻声说句“眼黑得慌”，稍缓一缓，就又继续弯腰忙活去了。

大妹妹比我小三岁，是母亲最得力的帮手。十五六岁的她背着药桶在棉田里穿梭，喷头一扬一落，棉叶上就挂了层细密的药雾。我曾试着背过药桶，结果药水漏得满身都是，汗水混着药水往下淌，视线模糊看不清路——也是从那时起，我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让母亲少受点累。

我考上高中之后的那个冬天格外冷。家里经济拮据，连买煤的钱都要精打细算，可母亲却悄悄拿出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从镇上给我买回一双皮棉鞋。我捧着鞋，心里又酸又暖，忙说：“妈，不用买皮的，布棉鞋就行，省下钱给家里买煤。”母亲却笑着把鞋塞到我手里：“儿子大了，得穿得体面些，别让人笑话。”我低头穿上皮鞋时，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那双鞋带来的暖意，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考上大学，成家后在外地工作，回家的次数很少，母亲总念叨“想多聚聚”，她的寿宴便成了我们一家固定的团聚时刻。起初在农村老家的土坯房小院，母亲会提前腌好咸菜、炖上排骨，我们围着小方桌吃饭聊天，粗茶淡饭也吃得香甜；近年来母亲年纪大了，我把她接到县城，寿宴的地点则安排在有特色的饭店，可老习惯没改——提前为母亲点上她最爱的红烧肉和清蒸鱼，再订一个带有寿桃的奶油蛋糕。我们也从一家四口变成了拥有十二口人的大家庭，孩子们追逐玩耍，大人们聊着家常，这满堂的热闹与温馨，餐厅仿佛都快承载不下了。

蜡烛被点亮，孩子们齐声唱起生日歌，母亲双手合十许愿，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饭后，我们兄妹三个坐在沙发上，话题从当年母亲做针线活的辛苦，聊到药桶在身上留下的深深印痕；从高中时那双皮棉鞋的温暖，说到如今孩子们的学习，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连窗外的太阳渐渐落下，都没有察觉。

持续二十多年的母亲的寿宴，早已不只是一场简单的生日庆祝，它是母亲半生坚韧的见证，是我们兄妹手足情深的纽带，更是浸润着暖意的家族传统。听着满室的欢声笑语，看着母亲笑着接过孩子们递来的水果，我忽然懂得：所谓幸福，不过是岁岁年年的团聚，是一桌满是牵挂的好菜，是母亲给予我们的那份早已刻进骨子里的暖意，再由我们，传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