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朱玉东

本报通讯员 李燕

龙山文化的黑陶片，宋代的铜面具、骑马状元像，明代的青花瓷器……在古城区西北片的东昌府区博物馆北一展厅“府韵千秋——东昌府区历史文化展”展览现场，展出的40件套珍贵文物，以史为脉，以物为证，讲述了东昌古城三次迁徙，历经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

东昌府区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其早期文化遗存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关于东昌府区（即古聊城县）的辖属，唐虞三代属兖州之域，战国时为齐国西界聊摄地，秦朝时始置县，属东郡。汉武帝时在秦郡县制之上增设州部一级，聊城县属兖州部东郡，隋唐及宋金属博州，其后因各朝行政机构名称演变，隶属关系亦有变化，元代属东昌路聊城县，明清属东昌府聊城县。

由于种种原因，东昌古城城址经历三次迁徙。在东昌府区博物馆北一展厅，西墙上一幅巨大的“城址变迁图”十分醒目，图上清晰地标注了不同年代的东昌古城的具体位置。之后，展览以时间为线，从龙山文化的文物开始，图片、文字、文物相结合，将东昌古城的变迁和千年文脉传承向观者娓娓道来。

聊城县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址是聊古庙遗址，位于今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街道申李庄东，延续时间为春秋至北魏时期，距今已2500余年。建城之前该处早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展柜内陈列的出土于该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黑陶片便是最好的物证。

北魏时在聊城地区设平原郡，在聊古庙东20公里处建新城，世称“王城”，后聊城县治由聊古庙迁至王城，王城遂成为聊城县第二座治所。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在聊城设博州，将州治也设在了王城，从此开启了博州和聊城县同城办公的模式。近年来，考古人员在东昌府区董桥、付大门、孟闫等村和开发区绳张村发掘了近百座唐代墓葬，出土了不少墓志，由墓志记载推断，王城就是聊城县第二座县治的位置，应在今聊城经济开发区橡胶坝公园及附近徒骇河河床区域。展览现场的展板上，展示了王城复原图，王城平面呈方形，城内布局严整，里坊分区明确，城外修建有用于防御的城墙、羊马城、护城河等建筑和水工设施。

王城治所前后持续了446年，至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因黄河决口致王城倾圮，州和县治南迁至巢陵（即今聊城高新区徐田村附近），是为聊城县的第三座治所。巢陵作为州县治所仅存在了40余年，宋淳化三年（992年），又因黄河决口致城毁，博州和聊城县治同迁至孝武渡西，即今聊城市古城区，是聊城县的第四座城址，此后未再迁徙。明清时期，得益于京杭大运河漕运兴盛，东昌府区经济日益繁荣，“东昌”天下闻名，后世称之为“东昌古城”，至今已有千余年之久。

此外，东昌府区博物馆前身是东昌府衙旧址和道署西街的聊城粮库。据《东昌府志》记载，明清时期东昌府署就坐落于光岳楼西北、府文庙以西，今古城区“府衙街”的名称即来源于此。民国初年，山东省废东昌府后设立“济西观察使司”，后改称东临道，道尹公署设于府衙故址及其东邻区域，该街因此得名“道署街”。道署街以原府门口为分界点，又分为东街和西街。道署西街原称府门西街，因府衙坐落于此而得名。1950年，聊城专区粮库在原府衙旧址之上建成，因位于道署西街，故称道署西街聊城粮库。改革开放后，随着票证制度改革和粮食储存方式的转变，粮库库房于上世纪90年代闲置。2013年粮库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被保护改建为东昌府区博物馆。历史与现实再度重逢，府衙旧址、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三重身份集于一身。

记者在展厅看到，现场展示的文物大多是在古城保护与改造过程中出土，品类十分丰富，既有日常生活用具，也有宗教礼仪用器。年代涵盖唐代至民国各个历史时期，时间脉络清晰，种类繁多，工艺不同，真实地反映了古城的市井繁荣。现场展出的4件青铜钮钟是目前聊城市出土的唯一一组铜钮钟，据考证是宋代祭孔所用编钟的一部分，为研究宋代祭孔乐制和青铜乐器铸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佐证。展厅内一个面目狰狞的青铜面具特别引人注目，它同样是在古城出土，形制十分特殊，形态凶煞，外凸内凹，獠牙外露，五官位置与人的面部比例相近。据考证为战争所用，既可对面部起到防护作用，又能以狰狞造型对敌人施以威慑。因其在全国文物中罕见，曾几次走进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山东博物馆进行展出。

聊城历来为军事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展览的文物也印证了当年聊城曾经是征战杀伐之地。展厅内展示了出土于古城区的国家一级文物——龙凤四年（1358年）“管军总管府印”，该印即为元末农民起义军北上作战，以聊城为据的重要实证。

40件文物沉淀着聊城古城三次举城迁徙的轨迹，它们如同一枚枚时间胶囊，或沾着京杭大运河的潮气，或承载着尘封已久的记忆，裂痕中却渗出新时代的曙光。它们是古城主动蜕下的鳞甲——每一次埋藏都是为了重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