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洪山

聊城一中是拥有80余年历史的老校，据2002年出版的《春风桃李六十年——山东聊城一中校史》记述，当时已累计向部队、机关、高等学府、企事业单位等输送34000多名毕业生。如今，又经过20余年的发展，这一数字更加可观，从聊城一中走出的优秀人才亦是遍布各行各业。

为国家培养这么多人才的学校，历史上是什么样子？这里仅就个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聊城一中的学习生活”记取她的一段历史。

1951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当时，本地唯一的中学是从游击状态转入城镇的学校，其前身是冀鲁豫边区第四中学，后更名为平原省立聊城中学，人们习惯称它为“聊中”——这就是早期的聊城一中。为适应培养人才的需要，一些县开始创办中学，首次招生，大多只招一个班，40人左右。而已有数年历史的省立聊中，时有高中一个班，初中六个班。那一年，聊中先招了两个高中班，三个初中班。因国家需要人才，8月续招新生100名，两个班。

当时，所招生源存在困难：各县仅有的几所完小，学生都在寒假毕业，当时学校放的是麦假和秋假，聊中招生时离完小六年级学生毕业还差一个学期。因此，学校在报纸上刊登招生广告，并向地区内外广泛散发。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投考聊中的。

报名

当时我在聊城县河洼刘完小读六年级，聊中招生不是按教育行政系统逐级部署的。第一次招生时，我们这些还差一个学期才能毕业的学生都想报名，但学校坚决不准。若强行去报考，就会按退学处理。学校代理校长召集大家开会时称：“县教育科会考虑你们的安排问题，瞎不了你们这些人才……”所以那次大家都没报考，既感到十分惋惜，又对毕业后无处考学、须荒废半年时光的前景深感忧虑。后来聊中的续招是在秋假期间，我们没法去找学校，也不敢轻易去报考。同时招生广告上写着报考条件是“高小毕业生和同等学力”，我们都很自馁，因为自己既不是高小毕业，又还差半年才能达到同等学力。

同学们聚到一起商议：毕业证不可能提前得到，同等学力大概得区公所出证明，大家都认为区里不会给开……忘了是谁想出一个办法：去学校教育科“请愿”！到了教育科，学校的会计段金庆老师正在汇总账务，我们说了来意，他很干脆，说：“我给你们开个信去报名。”一会儿就拿来一张开好的信，大家自然都很高兴，迅速跑到聊中，此时已是报名最后一天了。

报名处设在聊中校门口传达室东墙的一个窗口。负责报名的老师和帮忙的同学接过信放到一边，让我们交一张照片和一千元旧币（即后来的一角钱），就给了准考证。后来学校的做法表明，学校并不很重视学生自报的学历：一年后，张海平校长宣布，报考时若有借毕业证的，可以声明，学校会为其恢复真名。当时几个班都有这种情况，后来那些学生都改成了真实姓名。但对于那些找人替考的学生，学校决不迁就——未入学的从榜上除名，已入学籍的勒令退学。

我们报完名离开报名处时，看到墙上贴了通知，报名时间再延期至考试前一天。

不过，我们毕竟还差半年功课，这给我带来思想上的压力。幸而在秋假放假前，学校已经发了下半年的课本。我便对照课本，重点钻研数学——因为数学占考试总分的三分之一。借助课本上的例题和自己购买的《算术难题分类详解》，循序渐进，日夜通宵攻读。到最后，全书的所有习题我都能做出来。

投考

通知上说七点集合，可农村家庭没有钟表，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动身。我干脆早一天行动。临走前，母亲特意用白面裹着高粱面，做了一锅花卷让我带上。我还带着自己做的蘸水笔——那是一根木棍，笔尖是用线缠上去的——还有用二分钱一包的“墨水精”沏好的一瓶墨水，步行来到了聊中。找到几位同来考试的同学，大家满怀喜悦。

可晚上住哪儿呢？似乎谁都没想过这个问题。那时天还不冷，大家就决定露天囫囵着睡上一夜。夜来临了，学校附近真是人山人海。忽然有同学提醒：“不知丁老师家能住不？”丁老师，即原在高小教我们数学的丁祖佑老师，上学期调到聊城联立师范任教，他不会干涉我们“偷来”考学。我们找到他家，他摸黑从床上撤下席、苫，又凑些铺盖，让我们在古式瓦房厦下的台基上睡了一夜。

早晨起来，我边走边啃花卷，买了碗水喝下，就赶往基督教会大院考生聚集处。操场即考场，张海平校长和几位老师站在讲台上巡视全场。监考老师站在操场南北两端。到点后，由教体育的王迺五老师喊口令，按准考证号每百人一行在操场东部站队。操场上摆放着前后左右都距离一米的摞在一起的三块砖，上面用粉笔写着考号，考生一行一行地步入考场，各人找到写有自己考号的砖。教导处史大有主任宣布：每人拿起写有考号的砖，坐在下边那两块砖上，再把写有考号的砖放到腿上当书桌。卷子是油印的，让人感到很新鲜。监考老师持准考证存根上的照片逐一核对。

上午考数学，下午考常识，包括政治、自然、地理、历史等。同时通知大家次日早晨看榜，榜上有名的继续考语文、口试，并进行体检。

这次招考范围很广，当时我17岁，属中间年龄，还有二十多岁的，也有十四五岁的。在地域上，除当时属平原省的聊城、菏泽、濮阳地区的考生外，还有属山东省的泰安、德州，属河北省的邯郸等地区的考生。从编号看，有2700多人。次日出榜，600人进入第二轮考试。考场布置与前日相同，不同的是，砖摞上只写了榜上有名者的考号。经语文等科目考试，最终录取一百人，我们学校同去的同学中，我和顾春源上榜。

学校

学校起初占用了山陕会馆和基督教会两个大院。此时，山陕会馆北已建起三排教室，高中在北排，初中主要在中排和南排，所有班级都已从会馆搬进了新教室。

山陕会馆则全部用作学生宿舍，前后门都锁着，出入只能走大殿前和春秋阁前通往教室的夹道。

校部设在基督教会内，位于山陕会馆后方的双街北段路西。路东则是教会的家属区及民宅。基督教会大门上有一个支撑门厦的水泥拱梁，上面写着吕秉钧老师题写的“平原省立聊城中学”。

基督教会的礼拜堂就是学校的礼堂，每星期一第一节课是周会，各班学生扛着板凳到大礼堂指定位置一班一行坐下来听讲。主席台两侧坐的是老师，正中墙上悬挂着吕秉钧老师画的巨幅毛主席炭笔画像。画像上方左右，张贴着印有马克思、列宁以及毛主席头像的巨幅语录。

此时学校的班级分布是：高中部有高一级（即高中二年级）一个班、高二级（高中一年级）两个班；初中部有初中十三级（初中三年级）四个班、十四级（初中二年级）两个班，以及我们这一级——十五级。十五级中，已到校的是一、二、三班，续招的是四、五班。

学生百分之八九十来自农村，绝大多数为男生。已在校的学生中，男生占百分之九十九；续招的两个班中有六名女生，使整体男生比例有所下降。几乎所有同学都住校，吃大食堂。

1952年，学校征用了双街路东的民宅，拆除围墙和阁楼，将道路改到运河岸边。经过改造，居民院与教会大院连成一片。校长室、教导处及部分教师宿舍等，都搬进了这些民房。同时，学校在河东征地，建起新教室和新操场。又向东延伸羊子巷，在运河上修建了一座砖基木板桥，学校大门也随之改到与桥相对的河沿路上，原来的大门拱梁被移作新大门的拱圈。

同年12月，平原省撤销，聊城划归山东省。因1950年已建立聊城县中，上级将聊中定名为“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由顾协斋老师书写的新校名用水泥塑铸在新大门的拱圈上。此后，随着学生宿舍的建成，学校从山陕会馆迁出。

入学

学校规定的报到时间，正逢我在县里参加县团代会，于是请了假，团县委给开了组织关系信。我回到家，挑了被褥、草苫即去学校报到。

我们班的宿舍安排在山陕会馆的春秋阁。床铺是用小木板凳架起的床板，不按人分板，大家一个挨一个铺上褥被，放不下就挤一挤。每间宿舍发两支蜡烛、一盒火柴，由专人掌管，用以照明。

第一学期，我们被调到会馆南大殿的后殿；又一个学期，换到前殿；再一个学期，换到中殿的前殿。到了初中三年级，就搬入了河东新建的宿舍。

当时，会馆各大殿内的立柱上都有抱柱楹联。各自然间的屋顶上，一层一层的梁檩之间，一个挨一个、一圈一圈地挂满了匾额，各种字体、各种颜色都有。每天躺在床上，尤其是夏天午休时，我总是先欣赏一阵这些书法。记得南殿北墙东角上有一块匾，是光绪末年挂的，由聊城著名书法家萧蒲田题写、著名雕塑家徐元祥制作。那时我不懂书法，听大人说，这块匾挂到这里一比，水平就显得不高了。

大殿檐下的石柱至殿前石狮子的脖子上拉了铁丝，学生们就在这里晾晒被褥。

学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教导处王耀华主任提出消灭苍蝇、蚊子、虱子、老鼠“四害”，台下齐呼“还有臭虫”，他便补充“再加上臭虫”。臭虫藏于被褥、床板、墙壁和房顶缝中。当时无杀虫剂，学校便增设大锅烧水，让学生用开水浇烫床板、凳子，反复处置后终将臭虫消灭。那时社会上流行疥疮，极易传染且很难治愈。一些同学带病入学，学校便设疥疮宿舍，让学生定时洗澡、用药擦治，治愈后回本班寝室。病号室开始是两间，后减至一间，学生全部治愈后撤除。

我们班的教室是山陕会馆北边南排教室的西栋。晚上自习照明，全用汽灯。课前，几位校工抬着一串串点燃的汽灯逐屋吊挂，中间出了毛病，他们随时调治或另换一个。搬到河东新教室后仍用汽灯，直到闸南电厂供电，才改用电灯。

作息的号令是教堂顶上的钟声：上课连响两声，下课响单声，起床、集合连响三声，熄灯则是两声间一声。打钟的是原教会职员孙伯祥老人，他瘦得眼窝塌陷，好像连眼球都包不住，但钟打得格外响。后来我回到家里住，离学校有七八公里远，但只要不刮北风，照样能听到那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