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洪山

生 活

礼堂北至牧师楼，是一片栽有刺槐的空地，这里是学生们的饭场。西面是大伙房。饭场内放着一排大瓷缸，开饭前，炊事员将稀饭或其他汤类挑来倒进缸里，缸上有铜舀和放舀的木架。每个班出两个值日生，一个去领盆菜，一个从放碗室的碗箱里搬出本班碗筷放到指定位置盛饭。两名炊事员抬一个放两扇主食笼屉的木架，放在饭场中间。都准备好后，由学生选出的伙食委员会主席发令开饭。在饭场外列队等候的学生一齐涌进，一个组蹲一圈就食。若遇雨雪大风天，临时移到大礼堂内就餐。主食一般麦后是馒头，春秋季是小米、黄豆或加些玉米面做的窝头。熬饭最初使用三四口生铁铸锅，随着学生不断增多，铁铸锅容量有限，学校就买了两口钢板铆制的特大锅，由专车运来，由于没有装卸机械，人工卸了两天才卸下。那口锅确实很大，刷锅需铺上麻袋下到锅里，用扫帚刷。

饭场中间置三四排喂牲口的石槽，饭前炊事员已担满了水，供学生们刷碗筷用。碗筷由学生自备，刷完送回碗箱。

学生病了不能随大队就餐，由医务室开病号饭条，开饭后由做菜的老师傅给单做，自己去吃，或由同学代领。老师傅不识字，病号饭条上画“道道”是面条，画“点点”是米饭，画个圈，则加一个鸡蛋。

伙食费开始时一般一学期旧币9万元（人民币9元）左右，家有困难的学生有助学金，资助额度最高的，伙食费全免。学期开始，由校长作动员报告，学生个人申请，小组评定，学校批准。一般分四五个等级。后来逐年减少，大约1955年后就停了。

学生吃饭，除蔬菜外，面食随便吃。一切粮油、菜蔬由事务处采购。后来实行粮油统购统销，由国家统一定量供应，供应不足，又无市场可补充，学校无能为力，不得不把晚饭改为稀食。

当时汽车极少，连胶胎的拉车都 没有，学生吃的粮、菜，学校烧的煤炭大多是船从运河里载来的，也有木轮小车推来的。

学校设有医务室，分为内科、外科和药房。学生看病不收费，若病情较重、需要使用贵重药品，则需报总务处批准。

学校设有理发室，配备了两名理发员。第二年，学校建起澡堂。学生每月可以免费理一次发、洗一次澡。听说，出售厕所大便的收入，大体上就能抵上这两项开支。

初入学时，学校还设有消费合作社，销售日常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合作社的资金由师生入股筹集，社员购物享受优惠，年终还有盈利分红。合作社由学生在课余时间管理，营业时间安排在午饭后、晚饭后以及自由活动时间。随着社会物资逐渐丰富，且合作社供应品种单一，其经营逐渐萎缩，最终便撤销了。

教 师

那时学校领导是张海平校长。教导处主任田民担任党支部书记，我们入学时田民调走，换了王耀华，后来王耀华调走，由史大有担任。

为实施正规化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张海平校长想方设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当时正值百万大军南下，接收过来的旧政权人员多被安置到后方担任教师。凡是上级分配来的安置人员，校长必跟听几堂课。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在教学上予以重用。对水平差不胜任教学工作的，不论来历如何，都坚决不予留用，不让不称职的人贻误学生。如有别人推荐或听到哪里特别有才能的人未被录用，张校长就会要求上级从外地、外单位调配到学校来。因此学校各学科均有讲授能力很强的教师。在我们心目中，张校长是一位全才，曾见到教数学的赵同海老师与他探讨高等数学难题；物理老师唐振武病重，还有的老师调走，学校缺少物理老师，张海平校长即担负起全校的物理课教学任务。时间安排不过来，就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在大礼堂集体上课。高中语文老师请假，他也代讲语文。此时该讲刘绍棠的小说《青枝绿叶》，学生们都称赞张校长把书上的内容讲活了。张校长发现小说在景物描写上，把上弦月下弦月的形状给写颠倒了，结合某一话剧布景和其他实例，写了一篇论文《谈日月星辰》，不久即在《人民文学》上刊出，可见他的水平之高。

当时，学校有两位体育老师。王迺五老师长于球类、器械操、武术，晁文昭老师长于田径、球类及体育理论。每次开全地区运动会，都是王迺五任“总指挥”、晁文昭任“总裁判”，我们感觉这是学校的光荣。

给我们讲课的令人印象最深的是荆宝安、唐振斌、魏庆功、安希武、段子兴五位老师，荆宝安、唐振斌两位老师总是以最简练的语言讲解几何、物理课，讲得极清晰明了，言辞无一虚字。荆宝安老师在黑板上画图、写字，都是吃力地用左手，为的是怕他的身体挡住学生视线看不到黑板上的字，可见其良苦用心。魏庆功老师朗读水平很高，特别是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读得生动活泼、形象逼真，大家都暗自叫好。当时美术课还没有教材，安希武老师便自己编写、自己画图。他用特制油墨在油纸上写画制版，然后印成讲义。讲义内容包括写生、素描、明暗、透视、着色等十多个章节，印成十六开本，约有百页。据说，区内有些中学也使用了这本讲义。段子兴老师教英语，英文写得很好。他有一台英文打字机，自己编印了英语发音等教材，供学生学习。

当时的老师原籍基本都是外地的。只有一位何新甫老师是当地人，据说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他本名何铭三，曾任原省立二中校长，在上海某印书馆当过编辑。学校图书馆里就有他的著作，其中一本是英语画线教学法，编著者署名“何铭三”，发行人栏印“何新甫”章。当时学校开设俄语课，他还承担了多个班级的俄语教学任务。

随着形势的发展，师范学院、本校高中毕业生逐步充实到教师岗位，教师阵容越来越强大。

管 理

晚自习时间，当天授课的老师都亲临教室巡视，学生有问题随时给予解答。张海平校长除了听课，还不断把学生的作文簿、演草等作业本敛一摞拿走，大概是了解学生的接受程度，也检查老师尽责情况吧。

有了这些基本因素做保证，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不细计。当时实行五级分，各种考试包括毕业也以此五等测量。五级分是学习苏联的记分法，成绩优秀记五分，良好记四分，及格记三分，不及格记二分，一点不会记一分。

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除了上课，还组织多项活动。每天早晨，全校师生集体在操场上做早操。上午课间有一个大班空，教室关门，全班同学到操场上做课间操、跳集体舞。课程表中的“课外活动”时间，学生也必须到操场，根据个人爱好自由选择各项活动。

体育方面的组织有：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羽毛球队，田径队、全能队，单杠、双杠、徒手操等体操队，还有国术队（习练单拳、单械等）。文娱方面的组织有：歌咏队、舞蹈队、话剧队（或歌剧队）、杂技队，军乐队、雅乐队、腰鼓队、口琴队、快板队，还有美术组、科学制作组。此外，学校还办有《前哨》《文艺》《美术》等墙报社，并发展社员。

有专长的学生，在热心且富有专长的老师指导下，能够充分提高、发挥自己的才能。

每学期学校都举办运动会，体育方面的人才自然脱颖而出；星期六常举办演出晚会，文娱方面的人才就会显现出来；逢年过节都张贴各类墙报，政论、文学、美术人才也展现出来；科学制作室，有各种工具和材料，供在理化、生物课堂上兴趣未尽的学生进行实验制作，并不定期举办成果展览。

讲座也是学校的重要活动，有时在礼堂，有时在教室，内容涉及时事、文学、科技等不同领域。每次讲座前会贴出通知，写明时间、地点、讲述内容及主讲人，学生自由参加。

以文学讲座为例。在观看了华东军区京剧团在新华广场演出的新编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学校放映的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以及团中央发出阅读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号召之后，高中语文教师李春野便对这些作品进行系统讲解。他从主题思想、故事结构、人物塑造、艺术特点等方面加以论述和分析，对爱好文学的学生提高欣赏水平和写作能力，都有很大帮助。

引导学生广读课外读物，是学校扩大学生知识面的又一举措。除了为各班订阅《中国青年报》，学校还在教室外的空地处设立报栏，内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特别重要的文章用红笔整篇圈出，一般重要的则用红笔标出标题，以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选择阅读。若阅读需求仍不满足，学生可在自由活动时间前往阅览室，遍览全国报刊。

当时学校图书馆藏书之多是出了名的，存有大量当时新华书店没有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还有相当规模的线装书。学生的借书方式，前后经历过两个阶段。先是凭借书证从借书卡中选择，在图书馆窗口单本借阅；后来各班设立了书橱，学生写出书名，由班里选出的书橱管理员统一去借。一个书橱约容百本，可供班内同学轮流阅读，并经常去图书馆更换，充分满足大家的阅读需求。

学校活动主要通过两条线组织：一是班里设立的行政班长、学习班长、卫生班长；二是设立团体组织，包括团总支（后改团委）和学生会，配合开展各项活动。此外，各课程还设课代表，具体为大家服务。

学校团委、学生会的干部一般由高中学生担任。但是我曾在初中二年级时被选为校学生会委员，上学期任社会服务部部长，下学期任学习部部长——这在同学中比较少见。到了初中、高中三年级，为集中精力备考，大家一般不再被提名为候选人，怕影响学习。

毕业后，我考入地直阳谷坡里后期师范。

当时政府对初中毕业生很重视，初中毕业证须经省教育厅核发。

回顾在学校受到的这些教育，其用意在于：课文学扎实，防止“死”读书；学好基本课，尽量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发挥各人特长，培养多方面才能；学好知识，同时练好身体。

母校给予我们的，是受益终身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