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伟康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一月，清军攻入北直隶，一路向南至山东、南直隶，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由密云出关外，大肆掳掠近七个月。山东受害最为严重，有60个州县被攻陷，军民死伤无算，粮草、牛马、钱财几乎被掳掠一空。其中临清作为山东的西北门户、北方经济重镇，是清军的必攻之地。御史蒋拱宸曾说，“虏自己卯（崇祯十二年，1639年）出口，无日不想临清，此番复入，虽三尺童子自知临清为虏所必攻矣”。

《兵部行〈兵科抄出察办剿虏事务吴履中题〉稿》载，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十一日，清军兵至临清城下，四面扎营。十二日寅时（凌晨3时至5时）开始由旧城的北面进攻。旧城，即临清砖城，位于当时临清城的东北方向，始建于景泰元年（1450年），是在土木堡之变发生后，为加强防御而营建。虽然城内军民奋战抵抗，但清军攻势凶猛，到辰时（上午7时至9时）已经破城而入。之后，清军在城内大肆杀戮劫掠，直至二十五日集合多股部队后，重新整队，又分兵五路，继续向周边的东昌府、莘县、馆陶、冠县、高唐等地进攻。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山东巡抚王永吉上呈《为稽察山东临清失城及被杀被毁等情形塘报》（以下简称《塘报》），汇报临清失陷的具体情况，提到署印州同路如瀛、东昌道周佥事（即周沂）、户部管仓分司陈兴言、户部钞关分司董焴等人被害，工部砖厂分司饶元珙受伤，还有多名官员不知下落。

除董焴外，其余几名官员都在《临清州志》中有所记录。作为钞关主事的董焴，却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仅《临清州志》阙如，《国榷》《明史》等史籍中也是查无此人。

一、董焴出仕及到任临清考

董焴是云南大理太和人（今云南省大理市人），康熙《大理府志》记载他是“崇祯庚午举人”，“任临清抽分主事，遇贼不屈，死于官”。

《大理史城董氏家谱》记载略为详细：“董焴，承诰长子，号逼蟾，崇祯庚午科举人，初任国子监助教，升南直隶户部主事兼九江抽分，调山东临清抽分，崇祯十四年山东贼炽，十五年东阿贼李沄焚掠临清，公殉于难。配安人赵氏，生子留籍山东。载师善祖墓志并《绥史》未刻编、《云南通志》。”

这两份资料内容不多，而且存在多处讹误或存疑的地方。尤其是家谱的记载，讹误尤为明显：若董焴是崇祯三年（1630年）举人，至崇祯十五年出任临清钞关主事，短短12年内，由国子监助教到南京户部，由九江抽分到临清抽分，调动过于频繁，与明代官制不符。

根据国家图书馆现藏的崇祯年间《新刊详注缙绅便览》载，董焴是大理籍、广西全州人，是戊午科举人，也就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如果是戊午科，则24年时间，历经多个官职，才稍微合理。但查广西全州方志，并无董焴记载，而且家谱也没有董焴或董焴父亲董承诰移居广西的记载。

综合各方资料来看，董焴应该是庚午科举人，以举人身份出仕后，应该一直在国子监任职。《大理史城董氏族谱》卷十“艺文下”收录董焴撰《明逸士朔海张公暨德配何孺人寿域合表》一文，可以为证。董焴在文中说，“余官胄子之筵，槐市清仪，泽宫冷秩，方怅怅枌榆之想”。其中，胄子、槐市、泽宫都是和太学有关的典故，用来代指国子监。此文最后，董焴自署时间为“崇祯庚辰冬十二月”，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腊月，当时董焴仍在国子监任上，官职不高于六品，所以才会说是“清仪”“冷秩”，怅怅然有“枌榆之想”。

虽然《新刊详注缙绅便览》中关于董焴籍贯、科第的记载有错误，但依然可以证实，董焴在崇祯十四年七月之前，已经调任户部山西司主事并管新饷粮库。

《新刊详注缙绅便览》类似于官员名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印，方便读者掌握最新的官员任职情况。根据学者研究，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本《新刊详注缙绅便览》，应该不晚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其中，记载当时临清钞关主事为彭敦历，按照一年一更的惯例，彭敦历任满回京一定在崇祯十五年七月之前。

彭敦历是应天府溧阳人（今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人），天启四年（1624年）举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赐特用出身。《溧阳县志》卷十二载，“彭敦历……榷关临清，厘剔奸弊，商民大悦。及差还，则京师戒严，行旅断绝，敦历誓众星奔，七日不火，复命称旨”。彭敦历回京时，有可能为崇祯十五年三月李自成攻破睢州之后，中原震动，所以京师戒严。

现存的临清州志有四种，关于明代临清钞关主事人员的记载基本一致，均为147人，其中崇祯年间15人。以康熙《临清州志》为例，崇祯年间钞关主事分别为：黄道敬、雷一凤、孙如兰、康姬鼎、周六一、周诗雅、麻如兰、李新、叶成文、吴良谟、曹玑、沈缙、赵明远、彭敦历、何敦。

董焴任职临清，即在彭敦历之后，到任时间不晚于崇祯十五年七月。

二、董焴相关记载缺失考

现存《崇祯实录》，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十二日，仅有一句记载，“戊申，入临清”。

谈迁的《国榷》，记载相对详细：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戊申，“建□陷临清，兵道□□、总兵刘源清俱自经，杀户部郎中陈兴言、知州□□、同知陵川路如瀛、判官临川徐应芳、吏目萧山陈翔龙及前总督宣大兵部右侍郎张宗衡、太常寺少卿张振秀、邢太吉（应为邢泰吉）、前临汾知县尹任”。

□处原文即缺字，除“建□”可能是担心犯讳而故意隐去“虏”或“奴”字，其余则是谈迁著书的谨慎之处，对于未能考证之事就付之阙如。

兵道即分巡东昌道，因由临清兵备道改设，所以也称兵道。按王永吉的《塘报》记载，当时东昌道周佥事遇害，周佥事即周沂。康熙《临清州志》卷一《职官·分巡东昌道》载，“周沂，殉于官”。

知州处空缺，是因为崇祯十四年临清知州金堡“移疾归里”导致知州空缺，一直由同知（即州同）路如瀛署印。王永吉的《塘报》就提到，“署印路州同”。

虽然谈迁著《国榷》的时间距崇祯十五年不算远，但已经有很多史实失考。第一，陈兴言并不是“户部郎中”，而是“户部主事”，陈兴言是崇祯十三年庚辰赐特用出身，十四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监管海运新太二仓，崇祯十五年监管临清仓，按惯例不会如此迅速升员外郎。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错误，可能受黄道周《王仲弢传》中“陈兴言以户部郎视临清仓”记载有关。以讹传讹，陈兴言也就由户部主事变成了户部郎中。第二，刘源清并未殉难，崇祯十五年清军攻破临清时，刘源清并不在城内，而是在外募兵练兵，根本未参与临清城内的抵抗。根据《兵科抄出山东东兖东路署总兵刘源清奏本》，刘源清不仅没有于崇祯十五年殉难，更是在崇祯十六年正月被授予新的职务、率兵赴任去了。

万斯同《明史稿》关于临清城破的记载，见于《庄烈帝本纪》，崇祯十五年闰月“戊申，破临清，户部郎中陈兴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应芳，总兵官刘源清，乡官张宗衡、张振秀、尹任等死之”。可能受《国榷》的影响，相关记载大致相同，只是殉难人物少了两个，分别为吏目陈翔龙和乡官邢泰吉。

张廷玉《明史》“庄烈帝本纪”关于清军没有单独记载清军破临清，而是笼统地说，“大清兵南下，畿南郡邑多不守”。《张振秀传》中提到了清军破临清，“崇祯十五年，大清兵围河间，远近震恐。临清总兵官刘源清偕榷关主事陈兴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应芳、吏目陈翔龙，在籍兵部侍郎张宗衡、员外郎邢泰吉、临汾知县尹任及振秀等合力备御。未几，城被围，力拒数日，援不至，城破，并死之”。该文在采用《国榷》《明史稿》的说法基础上，又自行发挥，称刘源清携榷关主事陈兴言等人合力备御，而且“力拒数日”。这样一来错讹更多：首先，刘源清不在临清城内，前已论述；其次，陈兴言也从户部郎中变成了榷关主事，这一说法是“首创”，毫无根据；最后，清军自围城至破城，不足一天，不存在“力拒数日”。

《明史》成书后，乾隆年间先后修纂的《通鉴辑览》《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均以《明史》为根据。由于有官方背书，加之乾隆朝文网过密，以至于以后各地的地方志，如《绍兴府志》《萧山县志》等，均记载陈兴言为榷关主事。甚至事发地临清，明知记载错误，也只能将错就错、不敢稍有反驳。乾隆四十年《临清直隶州志》卷八《人物志》载，“榷关主事陈兴言……以身殉”，但卷三《仓庾》“户部督储分司表二”中，陈兴言名列其中，很明显当时人是知道陈兴言职务的。

由于榷关主事的职务被后人“张冠李戴”给了陈兴言，因此董焴也就完全在官方史料中消失了。

据康熙《临清州志》卷一《职官·钞部》，崇祯年间的临清钞关主事共记载了15人，漏记了董焴，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董焴任职时间短，他到任时间不早于崇祯十五年三四月间，不晚于七月，至闰十一月十二日殉难，在任时间最多七八个月；二是临清被清军攻破后，受害严重，“大约临民十分，推之存者未足一分”，官民的大量死亡，也是导致殉难人物失考的原因。

云南的相关方志中关于董焴的记载内容基本相同，均源于康熙年间《大理府志》卷二十《忠烈》：“董焴，太和人，崇祯庚午举人，任临清抽分主事，遇贼不屈，死于官。”此后《云南通志稿》《续修云南通志》《大清一统志》均采此说，未作详细解释，也未作进一步考据。

方志说董焴“任临清抽分主事”，抽分，即抽解，方志中代指收税。一般而言，抽分常为竹木抽分的简称，明朝设抽分厂（场）收取实物税，归工部管理。董焴为户部官员，不会出任工部官职。此处抽分代指钞关，虽然少见，但其他地区也有此类用法。如《闽书》卷七十六载，“罗荣……授户部主事，奉旨临清抽分”。《漳州府志》卷十四载，“林文焕……户部员外郎，管临清抽分”。罗、林二人均为钞关主事，有方志、题名碑等为证。

方志说董焴“遇贼不屈，死于官”，可能是信息来源错误，也有可能是出于避讳的原因，如直接写董焴死于清军，则不可能出现在康熙年间的方志上。不论是出于何种考量，方志通过“遇贼不屈”的描写，将董焴的基本信息保存了下来。

至于在家谱中，董焴殉难于“东阿贼李沄焚掠临清”，则完全是以讹传讹。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理太和知县根据《大理府志》中董焴“遇贼不屈”的记载，要求地方寻找董焴坟墓并修葺。董焴的裔孙董楙等查明回复，董焴并未回原籍安葬，并申请为董焴修建衣冠冢。为得到许可和支持，董氏家族根据《大理府志》中“遇贼不屈”的记载，结合《绥史》中关于崇祯末年东昌府一带“东阿贼”李沄的记载，就臆断董焴是遇害于李沄劫掠临清之时。

由于资料的缺少，方志、家谱中的董焴或是漏记，或是简略，或是讹误，以至于董焴的事迹变得越来越难以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