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兆全

我家书橱的角落里，平躺着一只老旧的木质药箱。箱体是红褐色的原木，十字是铁皮箍上去的，边角被摩挲得光滑温润。药箱上深浅不一的纹路和几处磕碰的痕迹，见证了岁月变迁，承载着许多过往的故事。

这是爷爷留下的物件。听父亲讲，1944年春天，八路军肖华支队开进鲁西地区。一支小分队曾在我的老家茌平县郝集乡（今茌平区乐平铺镇）佛堂村驻扎过一段时间。我爷爷是支前民工队长，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扭伤了腰，八路军小分队专门派卫生员到家里给他疗伤。没过几天，小分队有任务紧急开拔，卫生员把药品连同小药箱一同交给我奶奶，教给她如何敷药、如何护理后就匆匆离开了。

没过多久，爷爷的伤病痊愈了。他一直期待着那位八路军卫生员回来，好把小药箱还给人家。谁知这一等就是32年。1976年秋天，爷爷去世了。临终前他把小药箱交给我父亲，让他有机会帮他完成这个心愿。从此，这个小药箱就保留在我们家里。父母先后几次搬家，也淘汰了许多家具，但始终没有丢弃这个小药箱。

父亲是一名教师。1949年8月在聊城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教育一线工作。我从记事起，就发现父亲完成本职工作之外，最大的兴趣就是看医学方面的书。1981年5月他离休后赋闲在家，开始用中药材配制一些液体药剂，并将其装在瓶子里。瓶子外边贴着标签，写着治疗疱疹、烫伤、冻伤的字样以及使用方法等。那些药瓶子就集中放在爷爷留下的那个小药箱里。

全家人开始都觉得难以理解。直到有一天，同村一位70多岁的李忠成大爷，得了带状疱疹。他白天疼得坐立不安，晚上更是难以入睡，又拿不出钱去医院，只能干受着，疼得实在忍不了了，就在村里到处跟人诉苦。父亲看他痛苦的样子，对他说：“大哥，我有个偏方，你试试。”

李忠成大爷敷用了几天药水，果然见效。不到一周的时间，他腰部的带状疱疹都结了痂，也不疼了。此后，村里人都知道，父亲不仅会教书，还会看病。

那时候的农村，交通极不方便，去乡镇医院看病要走几公里的土路。村民生了病，多数选择硬扛，小毛病拖成大病症是常有的事。知道父亲会看病以后，村里一些人感觉身体不舒服就来找父亲。父亲对皮肤病颇有研究，觉得有把握治疗，就从小药箱里拿出药瓶子，给患者当场涂抹，基本上几次就见效果了。父亲从没有收过病人的钱。他常对母亲说：“我配的药大多是就地取材，成本很低，花不了几毛钱。”那时上小学的我，在父亲的要求下，没少弄些蚯蚓、土鳖、知了啥的，可能都做了药材了吧。

有些人病好了以后，心里过意不去，就会带点土特产来我家表示感谢。父亲便把自己种的瓜果和新鲜蔬菜回赠给对方。这样一来二去，很多不太熟悉的人成了礼尚往来的好朋友。

父母是1998年春节来县城和我们一块居住的。搬家的时候，让父亲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那个不起眼的小药箱。之后好几年，村里还有人到县城来找父亲，讨要治疗带状疱疹的偏方。有一天我对父亲说：“爸，国家规定，没有行医资格不能给人看病，否则就是非法行医。”父亲听后沉默了很久，好几天都不跟人说话。从那一天起，他再没有给人看过病。后来也有人来问过偏方的事，都被他婉言拒绝了。那些药水，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只有爷爷留给他的那个小药箱，一直安静地放在家里大衣柜的角落里。

父亲去世后，我们和母亲住在一起。搬了两次家，也搞了两次装修。原来的家具早就换得差不多了。有一次妻子对我说：“那个木箱子也扔了吧，没啥用，还占地方。”我笑着对她说：“你以为那是个空箱子？那里面装着爷爷的承诺与守信，装着父亲的无私和善良。我们也该往箱子里装点儿东西，然后传给儿子，再一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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