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明华

曹植，字子建，魏武帝曹操与卞皇后第三子，东汉初平三年（192年）生于曹操出任东郡太守时的治所东武阳，即今聊城市莘县朝城镇；曹魏太和三年（229年）受封东阿王，封地即今聊城市东阿县；太和六年卒于陈地（今河南淮阳），时为陈王；魏青龙元年（233年）三月，遵其遗愿将其葬于东阿鱼山。其一生，与聊城渊源深厚。

作为三国曹魏时期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曹植与父亲曹操、兄长魏文帝曹丕并称“三曹”，是建安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三曹”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对酒文化亦有着深入研究，留下诸多关于饮酒的妙语佳句。例如，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有“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但当饮醇酒，炙肥牛”等诗句。而曹植论酒则别具特色，他不仅写出了赞美酒的千古名句——“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还著有专门论酒的《酒赋》，为古代酒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曹植在《名都篇》中以“美酒斗十千”形容酒价之高，借昂贵的价格反衬酒质绝佳，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酒文化中赞美美酒的经典表达范式。唐代李白在《将进酒》中直接化用，以“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追忆曹植；在《行路难·其一》中亦有“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之句。王维笔下的新丰美酒也广为流传，在《少年行・其一》中写下“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斗十千”一词从此成为代指美酒的文化符号，不仅被唐代诗人反复引用，甚至在北宋时期成为酒肆的招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虹桥西南侧酒肆前设有立式灯箱，上书“十千”“脚店”；檐下两侧悬挂“天之”“美禄”两块牌子；门楣匾额题“稚酒”；彩楼欢门上高悬“新酒”酒旗，足见其文化影响的深远。

曹植的《酒赋》创作于其受封东阿王之前，对于创作缘由，他在赋的小序中明确说明：“余览扬雄《酒赋》，辞甚瑰玮，颇戏而不雅，聊作《酒赋》，粗究其终始。”他品读西汉扬雄的《酒赋》后，认为其文辞虽瑰丽华美，但内容多戏谑之语，缺乏庄重典雅的气韵，于是提笔创作《酒赋》，意在粗略探究酒的起源与发展流变，赋予酒文化更深厚的内涵。

《酒赋》正文层次分明，从多个维度对酒进行了全面阐释，尽显曹植对酒文化的深刻理解：

其一，追溯酒的起源与美名。文中写“嘉仪氏之造思，亮兹美之独珍。仰酒旗之景曜，协嘉号于天辰”，指出仪狄首创酒浆，酒旗星与天象相应，酒自诞生起便享有美好的声名。

其二，援引酒相关的历史典故。“穆生失醴而辞楚，侯羸（嬴）感爵而轻身”，穆生因楚王不再为其设醴酒而辞别楚国，侯羸（嬴）感念信陵君礼遇而舍身相报，两则典故道出酒与国家兴衰、人物际遇的紧密关联。

其三，描绘酒的品类与酿造特色。“其味有宜城醪醴，苍梧缥清；或秋藏冬发，或春酝夏成；或云沸川涌，或素蚁浮萍”，其酒品有宜城酿造的美酒醪醴，有苍梧出产的清酒缥清；有的在秋季封存、冬季启封，有的在春季酿制、夏季告成；酒液形态有的如云气翻腾、潮水奔涌般剧烈发酵，有的则似白色浮蚁、点点浮萍般清浅绵柔。

其四，刻画宴饮的热闹场景与众人醉态。“尔乃王孙公子，游侠翱翔。将承欢以接意，会陵云之朱堂。献酬交错，宴笑无方。于是饮者并醉，纵横喧哗：或扬袂屡舞，或扣剑清歌。或颦蹴辞觞，或奋爵横飞。或叹骊驹既驾，或称朝露未晞”，描绘了王孙公子、江湖游侠齐聚高堂，举杯畅饮、觥筹交错的场景，醉酒后众人或扬袖起舞、扣剑放歌，或推杯辞酒、纵杯豪饮，或感慨离别将至，或惜叹时光短暂，各种情态跃然纸上。

其五，剖析酒的双重影响并给出理性警示。“于斯时也，质者或文，刚者或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先写酒的正面效用，适量饮酒能让质朴者变得文雅，刚直者变得仁厚，地位卑微者忘却身份，贫穷者抛开困顿。而后借矫俗先生之口发出警示：“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觞酌，流情纵佚，先王所禁，君子所失（斥）。”他指出，酒虽是荒淫放纵的根源，但这绝非造酒者的本来愿望；若沉湎于酒色，这是先王所禁止、有德君子所斥责的行为。曹植在这里，清晰地点出了酒的利弊两面。

从《酒赋》的内容中不难看出，曹植对酒的功过、美善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对饮酒的尺度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既不盲目夸赞酒的功用，也不片面否定酒的价值，这种辩证的视角，尽显其看待事物的理性与通透。而曹植能形成这样的认知，与他早年因醉酒而错失机遇、遭遇坎坷的经历密不可分。

据《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记载：“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早年曹操看重他的才华，几次想立他为太子，但均因他行事任性、不自我约束、饮酒毫无节制而作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被关羽围困，军情紧急，曹操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并代理征虏将军，派他率军救援，并召他前来面授军令，可曹植却因醉酒无法受命，曹操痛心不已，最终撤销了这一任命。黄初二年（221年），监国谒者灌均迎合上意，弹劾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相关官员请求治其重罪，魏文帝曹丕因太后的缘故，虽未治罪，却将其贬爵为安乡侯。这些因酒而起的坎坷经历，让曹植对饮酒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在《酒赋》中点明，沉溺放纵的饮酒行为虽会滋生荒淫与恣意之情，但这并非酿酒者的本意，也绝非君子该有的行为，言外之意，饮酒适度方为君子之道。在他看来，适量饮酒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便是让人抛却身份隔阂，变得仁厚、轻松而愉悦。曹植一生好酒，直至晚年才真正领悟到饮酒的真谛。

太和三年曹植受封东阿王。身处东阿的他，随着年岁增长，愈发注重养生之道。他潜心研究佛经，其诗文创作也逐渐融入禅意，不再沉迷于杯中之物带来的短暂欢悦，转而以养生之道与佛道禅理安顿失意的心灵，在禅意的浸润中沉淀自我。

这一时期的创作，鲜明体现出他的心境转变。在《飞龙篇》中，他写道：“晨游泰山，云雾窈窕。忽逢二童，颜色鲜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长跪问道。西登玉台，金楼复道。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清晨漫游泰山，于云雾缭绕中偶遇仙童，遂长跪求教仙道，得真人授仙药、传服食之法，字里行间满是对养生之道、超然境界的追求。在《仙人篇》中，他亦描绘了泰山遇仙的空灵场景：“仙人揽六箸，对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仙人于泰山脚下对弈，湘水之神抚琴、秦地女子吹笙，玉樽中盛满桂花酒，河伯献上神鱼，一幅超脱凡尘的神仙图景跃然纸上，尽显禅意的空灵与悠远。

后人考证认为，泰山本是古代修仙圣地，与东阿相距不远，曹植常登临泰山寻访仙道，也在情理之中。而从诗中真人所授“仙药”的功效来看，其所指便是东阿阿胶；文中提及的“桂酒”，则是用桂花酿造的酒，古人认为此酒能沟通天地之灵，常被用于祭祀天地神灵，也正因如此，桂花酒后来便成了“仙酒”的代名词。

曹植封于东阿，不仅为这片土地带来了风雅有度、理性节制的饮酒文化，也推动了酒的酿造技艺在此地的传播与发展。以曹植帝王之家的身份，平日所饮皆是“斗十千”般的美酒，其口味本就高雅考究，自然难以适应当时民间粗陋的酒品。而他在《酒赋》中所描述的宜城醪醴、苍梧缥清等讲究酿造、工序繁复的佳酿技艺，也因他的到来，在东阿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既满足了这位才情卓绝的藩王对佳酿的品鉴追求，也让当地的酿酒技艺得到了提升与发展。

从酿酒史的角度来看，曹植所处时代所说的醪醴、缥清，以及秋藏冬发、春酝夏成之酒，均属发酵酒中的米酒类型，或清或浊，因酿造工艺及酿造周期长短而异。随着酿酒技艺的演进，后世在米酒基础上发展出黄酒，酿造工艺日趋精细。至宋金时期，蒸馏法的出现催生了白酒（烧酒）这一全新酒品。蒸馏技术的发明与运用，大幅提升了粮食出酒率，也使酒的香型得以丰富，为中国酒文化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如今，曹植当年生活居住的东阿县，为纪念这位千年之前的东阿王与建安才子，始终坚守并延续着曹植酒文化的文脉。这里不仅传承并光大了古法酿酒技艺，更以曹植的封号打造出“东阿王”高端白酒，以“曹植醉”铭记这位以酒抒怀、以诗留名的文人。曹植以诗赋定格了酒的文雅与节制，其精神亦在千年酒香中得以传承，让曹植的诗魂与东阿的酒香交相辉映，跨越千年、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