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秀华

每到清明，我总去大舅袁运之坟前祭奠。站在那儿，他的一生历历在目。

1913年，大舅出生在博平县袁楼村（今茌平区博平镇袁楼村）一个贫苦家庭。大舅是家里的老大，他小时候被过继给了叔叔，早早挑起生活的重担。艰难困苦的日子，也磨砺了他吃苦耐劳、坚强勇敢的性格。

大舅常对我说，他从小到大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饿、穷。也正是亲身受过这份苦，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拼尽全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让普通老百姓不再受欺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中原，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24岁的大舅再也坐不住了。那年秋天，他和村里11名有志气的年轻人，躲在村里一间昏暗的土屋里，面向大家亲手缝制的党旗悄悄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就走上了秘密革命的道路，在家乡搞地下工作。

那时候的博平县很乱，日伪军和土匪勾结在一起欺压百姓。土匪头子罗兆荣投靠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入党之后，大舅加入茌山抗日武装工作团，也就是武工队，专门跟罗兆荣这帮土匪对着干，带着乡亲们反抗压迫。

母亲对我讲：“你大舅经常深夜才回家，大冷天棉袄上结满冰碴，人冻得浑身发抖，怀里的抗日传单却被保护得平平整整，一点儿都没湿。有时候他在外边受了伤，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他从不叫苦，不让家里人担心。”

为了摸清敌人的底细，大舅好几次一个人闯进罗兆荣的匪巢打探消息。家里人每次都替他捏一把汗，劝他别冒险。他总是说：“不进狼窝，怎么摸清狼的底细？”他胆子大、有骨气，乡亲们打心底佩服他。因为他多次坏了罗兆荣的好事，这伙人把他恨透了，悬赏五百大洋，非要取他性命。1944年，村里出了叛徒，出卖了大舅，他不幸被罗兆荣抓走。

怕党组织前去营救，敌人没把他关在县城监狱，而是秘密押到七区杨官屯。在那里，大舅受了四十九天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烙铁烫身、竹签钉十指，各种折磨轮番上阵。我小时候亲眼见过他身上的伤：后背有好多铁丝扎的孔洞，牙齿也被打掉大半，到了晚年，说话还一直沙哑漏风。

再狠的刑罚，也没能让大舅屈服。敌人拿全家人的性命威胁他，他忍着剧痛，满嘴是血，依旧厉声怒斥：“你们可以拔我的牙、杀我的头，要我招供，是妄想！”四十九天的折磨，敌人从他嘴里半个字的秘密都没套出来，也彻底见识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铁骨忠心。

后来，在党组织和亲戚乡邻的多方营救下，奄奄一息的大舅得以脱险。当被人抬回家时，他脸庞浮肿，浑身是伤。家人打来清水给他擦拭，一盆水瞬间变成了红色。出人意料的是，他硬是从鬼门关挺了过来。

1947年，全国各地掀起大参军的热潮，大舅所在的武工队正式编入刘邓大军，他瞒着家人悄悄报了名。

1947年6月的一天夜里，他跟着大部队强渡黄河，冲破国民党军的防线。此后，他随部队南征北战，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在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九死一生。

大舅生前常跟我们说，最难忘的就是孟良崮那场硬仗。当时敌人兵力是我军的好几倍，炮火猛烈，形势特别危急。他所在的部队负责阻击牵制敌人，接到命令后立刻牵马驮炮赶去阵地。敌机不停地轰炸，敌人一波接一波地往上冲。激战中，他的左腿被流弹打伤，肿得老高，根本跑不快。为了不拖队伍后腿，他就抓着马尾巴，跟着战马在炮火里往前冲。

仗打了几天几夜，硝烟漫天，很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大舅和剩下的战友咬牙坚持，最终击溃了敌军，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

大舅打了半辈子仗，先后六次立功受奖。那六枚军功章，每一枚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拼出来的。常年的浴血奋战，也让他落下了一身难以治好的伤病。

新中国成立后，凭他的战功和资历，组织上多次要给他安排职务，都被他一一推辞了。

大舅总说，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自己能活着看到太平，已经知足了。1952年，离家六年的他只领了一些简单的安家物资便回到袁楼村。他脱下军装，放下所有荣誉，重新扛起锄头，踏踏实实当起了农民。他从来不在人前摆功劳、讲战绩。村里修水利、忙秋收、搞建设，脏活累活他都抢在前头。他把军功章锁在箱底，一身伤疤藏在衣服里，本本分分做人，安安稳稳过日子，全村老少打心底敬重他。

1994年，81岁的大舅安然离世，出殡那天，全村乡亲自发前来送行。长长的队伍，写满了大家对这位老英雄最朴实的敬重与不舍。

大舅这一生，用一辈子的坚守，活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与忠心。他的故事，我们会一代代讲下去；他的精神，将一直照亮后代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