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媛

1926年10月13日，梁启超（1873—1929）亲笔复函素未谋面的临清籍经史学家吴秋辉（1877—1927）。此函是二人短暂文字交游的直接物证，亦为一桩民国学术憾事留下沉郁注脚。

梁启超的激赏

信札内容如下：

秋辉先生著席：

奉书忻若晤对。先生以为启超不知并世有先生其人，岂知我之于先生心藏心写者，两年有余，正恨无以自通于左右也。记甲子春夏间，在都中师范大学讲学，有一学生赠我以《学文溯源》一册，归而读之，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正思追访道踪，一致拳拳，时正值亡妻病亟，心绪不宁，未几遭丧，家室抢攘，乃至并此册子而失之。两年来屡欲补购，迄无所得，而赠书之学生亦不复记忆其姓氏，惘惘不怡，匪朝伊夕。忽奉大札，媵以鸿著多篇，其为快忭，岂有涯涘。先生识力横绝一世，而所凭藉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启超深信不疑。

大著不可不亟谋全部分公之于天下，若剞劂之资一时不给，启超愿出全力负荷之。若有钞胥，盼饬录副见寄。若并此无之，望将原稿挂号附邮，当饬缮录后郑重寄复。未成之稿，须助手赓续点检。诚然诚然，兹事容当续图之。稍有机缘，终须得当以报也。亟思相见，彼此同之，惟启超顷僦居校中一舍，逼仄无以待宾客。而本校距城数十里，城居者相访殊不便，只许我访人，不许人访我，本欲藉此谢绝尘俗，然苦无以慰欲见君子之调饥矣。且俟暑中休暇，或南游，一图良晤耳。

匆匆布复，直摅怀抱，无复浮词，诸惟爱鉴！

启超拜复

十月十三日

信函大意是：梁启超早就知晓吴秋辉其人。1924年，他在都中师范大学讲学时，就有学生赠他一册吴秋辉的《学文溯源》，读后深感契合己心，满心想要寻访作者，奈何接连遭遇妻子病重、丧事，家事纷乱之下，连这本书也遗失了。两年来他四处搜寻此书、打听赠书学生均无果，常引以为憾。如今忽然收到对方来信与多篇文稿，不禁万分欣喜，盛赞对方治学功底，认定他“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

梁启超在信中主动提出，自己愿意全力资助吴秋辉刊印全部著作。如有抄稿可寄给他，若无副本便邮寄原稿，由他找人誊抄后原样奉还，未完成的文稿也可继续整理，后续共同商议出版事宜。

这通复函后来流转至吴秋辉弟子关友声手中，现收藏于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得以完整留存。

吴秋辉的请求

梁启超的复函，缘起吴秋辉寄去的一封恳请其助力著作刊行的信函。

彼时，年过半百的吴秋辉著述宏富，除梁启超此前读过的《学文溯源》外，尚著有《诗经通义》《学海绀珠》《仪礼今古文考异》《礼记正误》《古今文字正变源流考》等六十余部作品，共计数百万字。吴秋辉跳出传统治学框架，以古文字、音韵、方言等为考据工具，深挖古籍与上古史事，厘清后世曲解与附会之说，提出诸多突破性新论。奈何他不喜世俗应酬，又家贫无刊刻之资，绝大多数书稿在屋内封尘，难以面世。

据其至交张默生在《现代学术界怪杰吴秋辉先生》一文中所述：“当时我们（张默生与栾调甫）感到他的著作常常散佚，就很想设法为他印出来……我们常常劝他，为使中国的学术开一条新路起见，不妨借重一下当代的名人。”

二人选定的“当代的名人”便是梁启超。因这位名人“与人为善，不像一般学者的壁垒森严”，于是二人劝说吴秋辉给梁启超写信。可对性格孤高耿直的吴秋辉而言，托人相助出书，是极难迈出的一步。起先他坚决不肯，经二人再三相劝，才勉强答应由张默生代为执笔。信函撰于1926年10月9日，洋洋洒洒约有万言，随信一并寄出多篇文稿。原件现已散佚，所幸栾调甫于1929年末将删节后的信文刊在其主编的《齐大东风》杂志上，信函内容才未彻底湮没。

信中，吴秋辉述其半生来为学之所得。譬如，其早年研读《楚辞集注》，发现书中谬误繁多，反复推敲之下，发现“《楚辞》原系古文，自汉景帝时，淮南王安时古文译作今文”所致，遂“执是以推，有若干不可通处，皆得砉然而解”，其后因“《三百篇》为我国文化之本，其重要视《楚辞》殆不啻千百倍。事当及所先务，于是乎乃又抛弃《楚辞》而专致力乎《诗》”。又在信函中提出自己在治学中总结出的一套治经考据方法——结合字形、古器铭文、方言制度、先秦经书等交叉考辨，还原《诗经》原貌。他自知这套观点“欲推翻二千余年来已成之铁案”，推行阻力极大，但他治学初衷本就是为了复兴本土经学，避免后世如同印度古典文献一般，本土失传后反求西学，故甘于“闭户殚精，谢绝百事，虽箪瓢屡空，亦所不恤”。末了，又道“大抵华之说一出，中国二千余年之学术，乃根本动摇，直无复存在之余地。特其影响之所及者至大，在华亦不敢坚于自信。惟凡百之事物义理，经华考得者推之，乃无不皆准，故又不敢妄自菲薄”。

意难平的结局

按张默生所述，梁启超那时正在天津，寄出信件仅四日，便收到对方快件复函，他形容梁氏回信“具着火般的同情，好像探险家发现什么新大陆似的”，但“具着火般的同情”的梁启超，此时病体尚未痊愈。

1926年初，五十四岁的梁启超因患便血病住院医治，3月转入协和医院切除右肾，其后病症几度反复，直至当年12月方病体渐愈。休养期间，他常赴天津寓居，虽已尽量减少公务，仍不免被各类事务缠身。据丁文江、赵丰田编纂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所载，1926年7月3日梁启超在与其长女梁令娴的书信中提及：“北京图书馆不准我辞，我力请的结果，已准请假，派静生代理（薪水当然归静生，我决不受）……清华也还摆脱不了，或者改用函授，亦勉强不辞。独有国立京师图书馆，因前有垫款关系，此次美庚款委员会以我在馆长职为条件，乃肯接济，故暂且不辞……”又在10月11日写给孩子们的信中称：“我在协和住了十二日，现在又回到天津了……生活和在医院差不多，病亦日见减轻。若照此半年下去，或许竟有复原之望。”

便是在此等境况之下，梁启超在收到吴秋辉的信函与文稿后，仍即刻亲笔回信，高度认可其学术价值，且诚恳地表示愿意全额承担出版开销，足见他对吴秋辉文稿的看重。

然而，大抵是读书人的气节占据了上风，吴秋辉在寄出信函的当晚便心生悔意，直言此事是他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失节。据张默生回忆，吴秋辉未再回信。事实上，吴秋辉后来曾亲笔复信梁启超，只是张默生不知此事。这通《再致梁任公书》被吴秋辉亲笔誊抄在他的个人笔记《侘傺轩心影》中，信中他婉拒了梁启超出资协助刊印的好意，自述所作文稿“拉杂丛残，全然不成一种体例”，“故对于旧稿，绝无整理之机会，若原稿则不惟不足以公诸天下，抑并不足以质大雅。且当时犹多有一间未达处，在今视之已成明日黄花，得鱼者可以忘筌，似不必过形汲汲也”。又告知梁启超，自己打算筛选近年新作、自筹资金刊印文集，一并寄去部分文稿，恳请梁启超批改指正，并盼对方为自己的书稿作序。此信写于11月8日，信末他也为回信迟缓一事致歉。

此番书信来往过后，著作刊印之事终究不了了之，化作一桩长久难释的学术憾事。因赏识吴秋辉的才学，梁启超曾专门派人前往济南聘请吴秋辉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也被他婉言谢绝。二人通信仅隔一年，即1927年，吴秋辉便病逝于济南。后来，夏承焘曾在《夏承焘集》中提及吴秋辉，称他为中国文化界的“奇杰”，“梁启超很钦佩他。三十多年前，我在北京一家小客店里见过他两三次。他那时正在研究《诗经》，问起南方的荇菜，把‘行’字画作菜叶的形状给我看。当时人传他狂怪兀傲，其实并不如此。我现在还记得他的两句诗：‘十年来往济南道，只有青山似故人！’”

2012年秋，陈丹青的画作《国学研究院》在嘉德秋拍中以两千多万元的价格成交，画中绘有昔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一众核心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倘若当年吴秋辉愿意赴北平任教，倘若他的寿数更长一些，性情能变通几分，凭其深厚学识，恐怕早已名扬学界，这幅传世画作里亦会有他的一席位置。

岁月流转，吴氏后人悉心保存手稿，又经年多方奔走，终使《侘傺轩文存》《说经》《侘傺轩说经》《吴秋辉遗稿》《吴秋辉遗稿补编》等多部遗作陆续付梓。吴秋辉毕生治学所得得以公之于世，总算让这段充满惋惜的往事，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

（本版图片由张东蕙提供）